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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愷(趙和平畫)
在美國的東方文化研究、東方歷史研究圈子,一提到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1942年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一普通家庭的艾愷,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師從孔復禮、費正清、史華慈等,是當代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享有盛譽,著有《最後的儒家》《這個世界會好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等。艾愷現雖已年逾古稀,但仍十分活躍,不僅擔任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還繼續奔走於中美兩國之間,繼續翻譯梁漱溟的著作、研究中國的鄉村建設,繼續擔當中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
由於艾愷教授目前居住於芝加哥,從華盛頓驅車也要10個多小時,所以記者暫時只能計劃對其進行書面採訪。當在電話裏聽說記者來自《光明日報》時,艾愷教授欣然接受了書面採訪要求。他還告訴記者,他知道《光明日報》是知識分子的報紙,他與《光明日報》有緣,因爲它上世紀80年代曾刊登過他與梁漱溟之間往來的書信。在記者通過電子郵件給他發去採訪提綱後,自稱“忙得不可開交”的艾愷竟然在短短一週時間用中文給記者發回了洋洋灑灑的6000多字答覆。
記者:您現在是美國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最活躍的漢學家之一,您是何時開始學習中文,您爲什麼喜歡中國歷史和文學?
艾愷:我大學時期就讀的小型學院根本沒有任何有關東方的課程,所有課本內容也僅限於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內容。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就決定畢業後將就讀歷史研究所,但當時並未決定將來可能就讀的具體專業。真是無巧不成書,當時我的美國史教授建議我“向東看”。因此,在申請就讀之前的那個夏天,我竭盡全力找到了關於中國、日本、印度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所有歷史讀物,全部通讀了一遍。雖然這些讀物都比較有趣,但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卻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對她產生了格外的興趣。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中顯現得與衆不同,她的獨特之處在於:中華文明歷史最悠久,延續了五千年;中華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現代的文明;中華文明也涵蓋了最大的疆域,面積比世界上任何前現代的文明都要廣闊;也許更重要的是她的連續性——當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亂的時候,常常就崩潰滅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華文明才能承受住這些考驗,繼續用同一套基本原則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體系。同樣讓我感觸極深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這個在世界史意義上的獨特製度培養並創造了優異階級,該階級在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包括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都是由一個世襲的武士階級所統治,並常常由傳教士或神職階級輔助。但中國則非常不同,他們是非世襲,依靠學識,而非軍事和武力獲取權力的羣體。我最初對中國歷史研究感興趣,就是想找出中華文明能夠如此獨特的原因。
至於我何時纔開始學習中文,其實我是在上了芝加哥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班之後纔開始學習中文的。讀碩士後我發現,雖然我的老師們都是著名的學者,比如指導老師鄒讜、顧理雅、何炳棣、孔復禮等,但當時芝加哥大學並未開設現代漢語課程,且前兩年的漢語課程教授的都是文言文,學習的是《孝經》《論語》《孟子》和《史記》等內容。對於開始一門新語言的學生而言,我當時的年齡已明顯偏大,這些古文課程當時確實讓我感到特別沮喪。然而非常幸運的是,孔復禮教授似乎立刻對我產生興趣,並建議我做兩件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暑期現代漢語培訓班,並轉學至哈佛大學,至此我纔開始學到一點現代漢語。孔復禮教授本人是美國國內中國文化研究“奠基人”——費正清的優秀弟子。我在哈佛的第一位現代漢語老師就是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到了1972年,我已經在中文方面享有“聲望”,我自己的中文翻譯愛好也成了“副業”。從1972年到2001年期間,我一直受美國國務院等部門委託擔任高級翻譯,其間我也曾發表和出版一些中文文章和書籍。
(本報華盛頓8月30日電本報駐華盛頓記者王傳軍)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