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大陸各地共有近30所中學的高中生用上了由中華書局引進的臺灣高中必選課教材《中華文化基礎教材》，這是臺灣國學教材首次進入大陸課堂，自然引起各方關注，也帶來一些現實的困惑。

　　從1954年開始，臺灣地區高中課程中一直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科目，屬於必修科目。此次引進版與原教材內容、體例基本一致，共計選入《論語》168章、《孟子》50章、《大學》4章、《中庸》4章。

　　之所以引進，據說是因爲這套教材最大特點在於課程化做得好，沒有照搬經典，而是根據課堂教學需要，對內容重新編排，且每個單元后面都有“引言”、“問題與討論”，各章之下都列有“章旨”、“解讀”等。相比之下，大陸國學教育雖然社會需求旺盛，不少學校開設了課程，編寫了教材，但大多未形成體系，只停留在經典誦讀層面。所以，引入臺灣使用多年的這套教材得到許多專家的認可。

　　然而，教材的優劣並不單純取決於教材本身，更取決於使用教材的學校、師生和社會環境。臺灣國學教材進大陸會不會“水土不服”？眼下，輿論的基調是樂觀其成，但公衆仍擔心“高考壓力大”，會讓學校和學生的學習時間得不到保證。不過，這類問題還屬淺層次問題，只要應試教育有所鬆動，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真正難以突破的是文化層面的難題。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互補的結構特點，但臺灣這套教材只涉及儒家的經典。既然書名定爲《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理當吸納諸子百家的經典，而現在讓儒學獨佔了。如此，會不會導致學生在瞭解和掌握中華傳統文化過程中產生認知偏差？

　　爲了適應大陸教育環境，中華書局不但對課本用詞在細節上做了修改，還將每個單元的課外閱讀“今人今事”中的舉例，全部換成爲大陸的“名人事蹟”，比如“懸崖學校”中的支教夫婦和退休之後以騎三輪所得資助困難學生的白芳禮老人。這樣的改動在弘揚重教助學的品德上有其價值，但就國學的教學效果而論，則可能並不理想。因爲臺灣教育界的人和事發生在一個同儒學精神相吻合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同傳統的師道水乳交融，而大陸的“感動人物”雖然品行高尚，也與中國文化精神有着內在的契合，但要從體現和接續儒學傳統上去理解，仍可發現存在相當大的距離。所以，“本土化”要是處理不當，會有牽強之感，帶來教材的內傷，進而導致教師講授、學生體驗時產生明顯的脫節感甚至疏離感。畢竟儒學首先不是知識，而是關懷。

　　同樣，教育界擔憂的師資缺乏問題不但存在，而且可能影響更復雜。多年來不要說講授經典國學，就是普通的古文，也讓許多教師感到難教，學生感到難學，現在憑空進來系統的國學教材，肯定會讓教師乃至日後培訓這批教師的教師有無從下手之感。

　　如果說引進臺灣國學教材只是教育界的技術性舉措，那麼恢復國學在大陸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就具有“文化事件”的性質，由此引發的可能不只是接續傳統，而是傳統文化的再造。雖然此舉難度更大，但在多年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全方位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確實應該有大的動作。顧駿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