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0月26日電德國《世界報》網站24日發表題爲《國安局醜聞暴露歐洲的整體虛弱》一文，文章稱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遭到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反映出整個歐洲的困境，沒有共同有效的合作機構來制衡美國。

　　安格拉·默克爾的手機看上去遭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但德國憤怒得有些過頭。因爲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溝通交流已經成爲精英圈主要工作的時代。

　　其次，明白人應該都不會感到驚訝，與用蒸汽燻蒸開啓信封的前輩相比，如今的情報人員掌握着有效得多的手段。對美國情報機構而言更是如此。而且我們應該知道———就如在自然科學和人類科學中一樣，只要是存在可能的，就通常會被付諸實踐。

　　過去也沒有什麼不一樣，只是缺乏手段，而且各國政府都想盡可能多地掌握別國政府的機密———從帝國時代到科爾執政時期都是如此。它們對被視爲盟友的國家和敵對國家同樣感興趣。

　　因此，對美國國安局的憤怒是虛僞的。由於美國是責任人，因此這一事件也有助於將美國確定爲惡意之所。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空中走廊”強加在德國人頭腦中的友好形象早已被一幅更爲陰暗的畫面取代：美國是肆無忌憚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將自身利益置於一切之上。

　　此外，早有傳聞認爲，德國情報機構也不是極端民主的無辜羔羊。它們與美國國安局合作，向國安局透露信息，也從對方獲取信息。雙方是在做交易，因此就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譴責國安局的情報蒐集方式並不總是出於道德原因。

　　真正原因是出於嫉妒，因爲其他國家沒有國安局那樣的情報蒐集能力。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圖雷納主要就法國的情況加以分析：“法國政府與歐洲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掌握着可能違反公民隱私權的電子監聽手段。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會使用這些手段，只是規模較小，因爲我們的手段有限。”

　　默克爾說，手機遭竊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這一表態能帶來什麼？不會太多。美國人會了解事態，然後迴歸日常議程。國安局的監聽醜聞表明，沒有共同有效合作機構的歐洲不足以制衡美國。精明的默克爾女士恰恰在今年夏季提到過這一點：歐洲需要在數據安全問題上共同努力。歐洲的困境在於，作爲民族國家組成的整體，行動能力有限，而由於法律、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多樣性又幾乎不可能成爲單一制國家。

　　另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10月25日報道，政府官員表示，美國官員警告一些外國情報機構稱，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僱員愛德華·斯諾登可能持有它們與美國祕密合作的詳細文件。

　　將泄密危險逐個通知各國官員這項程序是很需要慎重處理的。官員表示，在某些情況下與美國合作的其他國家政府的某些部門可能知道合作的存在，而有些部門———例如外交部———可能不知道。官員稱，如果文件泄露，可能會損害合作行動。

　　這些通知正值奧巴馬政府努力撫慰盟友之際。這些報道迫使政府減少針對盟友的行動，同時試圖保護其他需要臨時合作者的項目。在這兩種事務中，對美國的信任都可能受到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