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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債務上限之爭暫告一段落,但由此所昭示的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走勢仍處於不確定性階段;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經濟走勢的“蹺蹺板”格局也未真正改變。
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風向標。債務上限之爭看起來只是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延續,然其背後反映的是美國現行財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成爲支撐復甦的主要推動力。隨着金融危機從私人債務危機階段步入主權債務危機階段,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導向的壓力開始加大:貨幣政策調整的方向是退出量化寬鬆,改變零利率政策,直至通脹率上升,失業率下降,經濟步入可持續增長軌道;財政政策調整的方向則取決於擺脫主權債務危機的出路。如通脹能轉嫁債務,經濟增長能減少債務,現行的財政政策實際上無需調整。反之,政府則需要走緊縮財政之路。
與美國相比,歐元區推行的是寬鬆與緊縮搭配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表明,這種政策的搭配有助於緩解主權債務危機壓力,重塑投資者對歐元的信心,也有助於經濟復甦。日本貨幣政策寬鬆的程度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求徹底擺脫多年來的通貨緊縮與經濟停滯局面。迄今爲止,這種政策已經在虛擬經濟領域取得成效,但能否在實體經濟領域取得成效尚未可知。
鑑於過去5年的經濟結構調整,發達國家微觀經濟領域的主要指標趨於改善,如房地產市場已經復甦,金融機構“去槓桿化”取得成效,企業的融資動力開始恢復,證券市場率先實現繁榮,消費者的信心提升等。可以說,發達國家最壞的時期已經度過。
相比之下,過去兩年,新興市場國家增速集體放慢,與發達國家經濟走勢形成了“蹺蹺板”格局。究其原因,一是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之後未對國內資產泡沫進行有效調整,大規模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與率先復甦掩蓋了調整的必要性。從這種意義上說,新興市場國家在此輪經濟週期中最壞的時期可能還沒有到來。二是多年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大規模信貸投放與外資流入,導致經濟增長極易受國際資本流動與融資成本改變的衝擊。今年上半年關於美聯儲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引發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動盪就是明證。三是新興市場國家還缺乏自主增長的動力機制,無法做到與發達國家經濟“脫鉤”。
面對發達國家政策調整方向與時間的不確定性,新興市場國家再次步入快速增長軌道的前景並不樂觀。儘管新興市場國家近期面臨的金融環境呈好轉跡象,如對美元匯率回升,資本回流等,但這並非源於其自身經濟狀況的改善,而是因美聯儲推遲退出量化寬鬆以及美國債務上限之爭損害了美元的信心所致。鑑於此,發達國家暫時維持現行的財政貨幣政策,其實也爲新興市場國家的調整與改革提供了一個時間窗口,如果不能好好把握,一旦發達國家經濟步入強勁復甦軌道、並調整現行的宏觀經濟政策,“蹺蹺板”效應可能會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