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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5年開始,北京人驚奇地發現糧店裏多了一個“議價櫃檯”,開始出售議價糧。所謂的議價糧,是相比國家統一定價的平價糧而得名。議價糧價格可按市場需求浮動,購買不受糧票限制。此時,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因爲計劃生育的實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飲上不再是單純地吃糧度日,每月糧票或多或少有了結餘。即便家中突發狀況,糧食不夠吃,也可購買議價糧來補缺。糧票不再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不再佔據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地位,這似乎是“票據時代”走入尾聲的一個信號,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正在來臨。
取消糧票
“小販的米麪隨磨隨售,十分新鮮,態度也更殷勤。”
糧票在1993年正式退出歷史舞臺,實際上中國的糧食改革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進行,計劃經濟正在向市場經濟悄悄轉軌,結束糧食的統購統銷,放開糧食市場是一個重要信號。
“實行了30多年的糧食統購統銷形成了以糧票爲代表的中國票據時代,這種做法實際上對當時社會的發展進步起了至關重要的積極作用。國家以統一的低價格收購糧食進行分配,雖然犧牲了農民的部分利益,但是保障了全社會的供給,把有限的資源通過票據控制,限制消費,促使大家勒緊褲腰帶,集中資源用於工業化建設和城市發展,確保了我國大幅度發展經濟,快速完成了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馮開文教授向記者分析。
“從1985年到1995年開始可以說是中國農業的黃金增長10年,農村土地承包之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價格放開之後,農民收入增加;這一放一提,促進了農業的高速發展。”1990年我國糧食產量達到4.46億噸,成爲改革開放以來的高產年,而且從1991年以來糧食產量連續穩定實現4.35億噸以上,1991和1992年分別達到4.35億噸和4.42億噸,1993年更是達到4.56億噸,連續5年超過了4億噸。“我國的糧食生產逐步實現了供求平衡,農產品基本告別了短缺時代。穩定的糧食生產能力和供求平衡,也成爲我國取消糧票制度的直接動因。”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糧票和油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從此,伴隨城鎮居民38年曆程的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完成了謝幕演出,票證時代徹底終結,捆綁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終於打開。
然而,當年取消糧票這一舉措,大多數人回憶起來並無太多強烈的感覺,這似乎是一場靜悄悄發生的變化,市場經濟已經慢慢滲透進人們的生活。在糧店工作的李秀玲早已習慣了人們買議價糧,“當時大家都知道,糧價放開是遲早的事情,糧食價格的上漲對人們生活影響不大。”糧店日漸冷清,再沒有往日排長隊買糧的盛況,更多的人去自由市場買糧,李秀玲自己也不例外,“糧店基本就是兩白一黃,品種單調,自由市場就豐富多了,黑紫米、黃米、江米、銀粘、綠豆、紅小豆……甚至有泰國香米和廣東絲苗米,想吃什麼吃什麼,小販的米麪隨磨隨售,十分新鮮,態度也更殷勤。”
北京人平靜地開始了沒有糧票的生活,告別了食品短缺的時代,米袋子和菜籃子越來越充實。“在糧食生產實現穩定供給的基礎上,取消了糧票,老百姓心裏有了底,心裏更加踏實,需要買多少糧食都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到,這意味着充足的糧食供應,也體現了一種生活的進步。”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武拉平教授這樣總結。
農民進城
車廂大梁上的彈簧全被壓扁!
與糧價同時放開的是曾經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糧票的取消事實上爲農民的流動提供了方便。
在票據時代,城鎮居民遷徙戶口時,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叫做“糧食關係”,關係人只能限定在某具體糧店購糧。對於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糧食關係”與城鎮戶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除須辦理戶口轉移手續外,還必須辦理“糧食關係”的轉移。而在長達40年的歷史中,農民們並沒有“糧食關係”,沒有糧票到了城市等同於沒法吃飯。
“糧店比派出所的戶籍管理還厲害。”李秀玲告訴記者,“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沒有。”計劃經濟年代,控制人口的工作主要由糧食局和公安局組成,如果沒有向糧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戶口進來,也是沒有商品糧證的,糧食關係成了城鄉之間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1993年夏天,張芸的家中住進了一位客人、來自老家河北農村的16歲的表妹,前些年,張芸一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家來親戚,來了人要佔用張芸一家人有數的糧食定量,糧食肯定會不夠吃,因爲農村戶口的奶奶在北京養老,已經分了一家人的口糧,再來親戚實在吃不消了。然而如今表妹的到來並沒有給他們增加太多的麻煩,因爲不用再擔心糧票的事情。“表妹來北京是做小保姆,一個月可以掙80元錢,給我們30元作爲飯費,足夠了,剩下50元除了自己花費還能存下不少錢,一年可以給家裏四五百塊錢,這在農村已經是一筆鉅款了。”不久,表妹那個村子的幾乎所有女孩都跑到北京來做小保姆,“掙到錢後的她們和城裏的女孩打扮得一樣時髦,幾乎看不出是鄉下來的。”
糧票取消的這一年,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全國多個大城市,民工潮洶涌地流動,成爲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週期性遷徙奇觀,更是中國鐵路部門面臨的新苦惱,這一年元旦、春節在同一個月,春運客流空前集中,全國鐵路春運旅客發送量達到2000萬人次。報紙上有這樣的報道:“1月2日到達北京的164次車上,車廂裏從廁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車到鄭州,車廂大梁上的彈簧全被壓扁,最後不得不從每節車廂拉下來70多人。”
“農民進城最早被稱作盲流,抓住會被遣返。”馮開文教授告訴記者。取消糧票之後,終於打破實行了30多年的城鄉隔離政策,使這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在這之後,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浩浩蕩蕩地涌進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國大地上蔚爲壯觀的“民工潮”。到90年代末,農村三分之一的剩餘勞動力都進城打工,促成了我國城鎮化的突飛猛進。數字顯示:1995年,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29%,到2001年底,又上升到37.7%。“城鄉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城鄉之間的鴻溝正在消失。”
全民經商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1993年,糧票取消,也是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的第一年。
“糧票的取消不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變化,更重要的是給人們的觀念帶來了衝擊,使商品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以前的幾十年,在計劃經濟的時代,人們拿着糧票都說是去‘換糧食’,這意味着是國家發的,是定量配給的,而取消糧票,糧價放開之後,人們變成拿着錢去‘買糧食’,這一個字的差別體現出糧食由配給品變成了真正的商品,票據時代終結後,人們發現有錢就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這大大刺激了人們掙錢和消費的慾望,商品時代來臨了。”馮開文教授這樣評價上世紀90年代的觀念鉅變。
“糧票沒了,股票火了。”是那時真實的寫照,餘帆那一年正在人民大學上大三,即使是學生,也可以在校園中感受到那種全民經商和投資的熱潮。“身邊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倒東西或者炒股票,經常看見有人故作神祕地問,有夏利嗎?有盤條嗎?都像行家似的,其實有的人連盤條是什麼都沒搞清楚,只是知道夏利和盤條是最緊俏的東西,如果有路子搞到手,不愁買家出高價收購,好多學生也不甘寂寞,蠢蠢欲動想加入倒爺的行列,那時候流行一句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越來越多的新生事物衝擊着人們的觀念,中國青年報上曾刊登了一組漫畫,配寫的說明是這一年中國的流行語,這些流行語中大部分與經濟活動有關,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成爲人們的口頭禪。
全民經商熱悄悄地席捲了全國,全國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風來,冒出了無數個“新攤子”、“新項目”,銀行裏的錢滾滾而出,就像流水從決了口的大壩一瀉千里。由投資熱引起的新一輪物價上漲一度引發不滿之辭,手拎“菜籃子”的城市居民發現,高檔進口家電一夜間上漲了千餘元,國產洗衣機和其他家電價格也以20%、30%的漲幅往上躥。全國35個大中城市的生活費用價格指數一季度上漲了15.7%,老百姓感覺到手裏的錢貶了值。
北京市5月10日宣佈取消糧票後5天,國家即上調銀行利率1.19個百分點,顯示中央對通貨膨脹的危險的強烈警惕,經過政府一輪宏觀調控,終於抑制了物價,股市也止跌企穩,報紙上興高采烈地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
這一次風波使人看到了市場的風險和起伏,最終平穩過渡,像1988年那樣的大規模搶購風潮並沒有發生,中國人已經開始在市場經濟中試水。 J024
製圖馮晨清H126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