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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關切
財稅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被稱爲最難啃的“硬骨頭”。
分稅制改革推行近20年,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它的邊際效益正在下降。現在的問題是,事權與財權不協調,中央的事少錢多,地方的事多錢少。
諸如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面臨經費問題,資金從哪裏列支?企業家們也在訴苦,稅負高,“一是幫銀行幹,二是給國家幹”。如何協調這一系列問題,都給財稅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改革佈局
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摘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中國稅務學會學術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翁禮華:
財權與事權要匹配,稅收與經濟相協調
在中國當前面臨的諸多改革中,財稅體制改革是重要事項之一。
在我看來,財稅改革分兩塊:一是財政,既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財力關係,又要處理好財力分配中經濟建設和民生投入的比例關係;二是稅收,既要處理好國家稅收與經濟穩定發展的關係,又要讓各行各業都有利可圖,從業人員收入持續增長。
我國現行財稅體制奠基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當時,爲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解決中央財政困難而啓動的。近20年來,分稅制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8%左右,中央財政也從1992年只佔全國財政收入的22%,長期保持在53%左右的水平。
經濟學認爲,任何經濟政策時間一久都會出現邊際效益下降的問題,財政稅收也不例外。現在的問題是事權與財權不協調,中央的事少錢多,地方的事多錢少。中央本級只需全國財政收入的20%,卻掌握着53%的財力;地方需要80%的財力,手中卻只有47%的財力,於是就只好“跑部進錢”。
這次改革,要麼中央上收事權,把那些外部性很強、跨地區的部門經費上劃,諸如:法院、檢察院、食品藥品監督、環境保護。這樣,中央財政必須增加編制,設立地區性的支出管理機構,不少發達國家都有先例。要麼中央下放財力,增加地方稅收留用比例,如增值稅可以從中央75%降爲60%,地方從25%增加爲40%。
至於稅收,地稅局的主體稅種是營業稅,佔全國稅收收入的16%;國稅局的主體稅種是增值稅,佔40%(其中入庫時四分之一分給地方)。現在營業稅要改爲增值稅,地稅局不但失去了主體稅種,由於企業的所得稅也要隨流轉稅(即營改增)徵收,地稅局將會失去一半左右的收入,地稅局也就半失業了。
因此,這次改革一定要讓地稅局重拾主體稅種,因爲地方自己收的稅自己使用是最有效益的,通過轉移支付環節就會損耗,甚至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尋租、腐敗。這次改革可以考慮讓地稅局徵收財產稅和消費稅。財產稅主要是原由國稅局徵收的車船購置稅和尚在醞釀中的房地產稅,消費稅主要是將那些原來在工商環節徵收的奢侈品消費稅改爲由地稅局在零售環節徵收。遺產稅也可以考慮由地稅局徵收,因爲地稅局作爲地方稅務機構,土生土長便於掌握遺產信息。
分稅制改革近20年來,總體上是成功的,不但提高了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使國家的國力大爲增強。但也暴露了一些問題,主要是實體經濟的稅負太高,不少企業利潤遠遠低於上繳給國家的稅收,以至於有企業家說:“一是幫銀行幹,二是給國家幹”。如果能夠把增值稅和所得稅降低若干個百分點,企業的盈利水平將會大幅度提高,這樣通過提高職工收入,擴大內需也就會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
財稅改革方向已定,利好浙江發展
關於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這次全會公報的提法很明確,關於改革的路徑也很明晰。
第一個方向,稅收和預算立法。目前有些政府在徵稅和稅收開支上有些不透明,不恰當地干預市場對資源的配置。通過此項改革,政府必須依法收稅、透明開支,這在一定程度也清楚界定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第二個方向,關於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匹配。目前的稅收體制一直沿襲20年前的分稅制,這種體制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促進了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但現在弊端已經漸漸暴露出來——分稅制下,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太統一。目前中央財權太多,導致地方政府財力相對不足。除了經濟建設外,各地社會發展的任務越來越重,醫療、養老、社保等基本由地方政府來承擔。這種形勢下,既要保持中央有一定財力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在稅收制度上進一步完善。
第三個方向,關於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三中全會前已經出臺很多政策措施,比如營改增、結構性減稅,政府和企業在收入、資源配置方面已經做些調整。接下來希望進一步深化改革,通過稅收槓桿調節政府和企業兩者的關係。
改革方向已定。對於浙江來說,有相當的利好。浙江經濟發展走在前列,社保體系等民生領域建設也比較好,但近十年隨着外來人口的不斷淨流入,社會發展面臨很大壓力。因此,浙江迫切需要通過財稅體制的改革調整,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另外浙江民營企業衆多,通過改革進一步優化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企業的經營環境也會更加好轉。
宗慶後:希望政府規範徵稅
娃哈哈集團掌門人宗慶後一直緊盯着三中全會的進程,財稅體制改革更是他持續關注的問題。
“稅收的問題關係到每個人每個企業,從而影響經濟的全局和發展。”宗慶後說,他對財稅體制改革有兩個期待:一是給企業和個人減稅免稅;二是在政府層面,能規範徵稅、改進預算管理。
“發展經濟要靠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宗慶後說,做實業的企業是稅負壓力最重的,去年娃哈哈銷售600多億元,上繳稅收50多億元,而像娃哈哈這樣的大企業還算好,中小企業日子就緊巴了。
浙江省改革和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也注意到這種現象:“實體經濟領域的稅費確實是比較重的,要警惕稅收徵管的過度加強。”
企業整體稅費水平偏高、稅種過多,會引發一連串的後續反應:直接影響是企業不堪重負,特別是從事製造業的中小企業更是舉步維艱,自身無力轉型升級、科技創新,也無力給員工加工資,個人則無力去擴大消費改善生活。
“因此結構性減稅,給企業減負就顯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宗慶後說,“其實仔細算算,(減稅)這筆賬很划算。企業效益好了,市場搞活了,經濟上去了,個人收入也提高了,內需真正拉動了,稅基擴大了,國家的稅收總體上也不會減少。”
對於此次全會中提到的透明預算、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宗慶後也很期待。
“目前各級政府普遍開支比較大,基礎建設、形象工程導致投資很多,產生的效益卻非常有限,政府錢不夠用,就想方設法廣開稅源多徵稅。”他希望能通過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各級政府建立完善嚴格的財政預算制度,同時要少投資甚至不投資,把投資的事情主要交給企業去辦。
在開徵具體稅費環節,宗慶後有個明顯的感覺:目前要徵收稅費往往地方政府就能決定,要減免卻要經過中央政府批准,這一現象極不合理。避免亂徵收稅費,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宗慶後期待這方面的稅收制度會更完善。(記者羅凰鳳)
(來源: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