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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的《周口日報》曾刊發題爲《母親照顧腦癱雙胞胎19年》的報道。在這篇弘揚正能量的文章中,母親武文英被贊爲“慈母”,政府部門則送來輪椅和500元錢,以及兄弟倆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然而,曾對媒體說“只要我活一天,就會照顧他們一天”的武文英,在1個多月後卻准許孩子喝農藥死去。
在我國農村,這絕非第一起悲劇,也非最後一起。500元慰問金、輪椅和每月60元的低保遠遠不夠,加上長期的家庭操持,還有時不時的家庭暴力,導致這個女人最終無法承受。誠然,這源於國家救助體系不夠完善,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家庭悲劇背後基層幹部角色的缺失。
武文英的丈夫高鬆中求過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過村裏兩回,“誰也不管,說幾句不好聽的,太丟人。”之後他就再也不找了。三年前,河南省實施貧困殘疾兒童搶救性康復項目,武文英的腦癱雙胞胎在救助範圍之列。然而,因爲“不瞭解詳情”,負責村日常事務的大隊會計魏廣運沒如實上報情況,讓兄弟倆錯失了機會。
毫不誇張地說,魏會計的“不瞭解詳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家庭的命運。在雙胞胎死亡後全村人的沉默,以及3000村民爲武文英求情的簽名簿面前,魏會計的“不瞭解詳情”有多少可信度?
文化素質低,對相關政策、救助體系不瞭解,是武文英夫婦的現實情況。也正因爲這樣,他們尋求政府救助的主動性嚴重受限——並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在他們眼裏,找村裏的幹部就是向政府“張口”的唯一渠道,一旦碰壁,再無路徑。
村幹部的“不瞭解詳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成了這起悲劇的導火索。他們作爲政策末端的執行者,確實左右着某些村民的命運。
這起案件,也讓人想起另一起悲劇。南京“餓死女童案”中,21歲的樂燕作爲兩個孩子(3歲和1歲)的母親,將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孩子鎖在家中,自己出去吸毒玩樂,最終導致孩子活活餓死。
樂燕悲劇的成因之一,在於她沒有接受教育,小小年紀時就混跡社會並沾染上毒品。不能上學,是因爲沒戶口。沒戶口是因爲“她的監護人沒來申報”。而事實上,樂燕的爺爺多次前去申報戶口,卻屢屢碰壁。樂燕的爺爺,一直是樂燕事實上的監護人,戶籍警卻非要找樂燕的父親。
雖然不能說地方政策的無法變通,最終導致了這位母親成爲罪犯,但在悲劇中成爲關鍵一環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不管是毒殺腦癱雙胞胎的“慈母”武文英,還是餓死兩名幼童的母親樂燕,個體悲劇背後,都有基層人員“懶作爲”的烙印。在弱勢羣體的認知裏,基層工作人員幾乎是尋求幫助、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這些人是否能主動作爲,影響着很多事情的最終走向。
眼下,在一些偏遠農村,由於財政撥付給村幹部的工資每年不過幾千元,加上村委會沒有自有收入,村幹部兼職的現象很普遍——一邊在村裏任職,一邊出去打工,對於村裏“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工作,也就習慣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這樣一來,一些針對特定人羣的救助政策就難以得到有效落實。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縱然我們有日益健全的救助體系,但如果長期忽視政策傳輸末端的作用,也難保好的政策不變味。
在各種基層,類似的工作人員普遍存在。北漂小夥回鄉辦護照遭遇的種種刁難,準爸媽爲辦一張準生證“跑斷腿”……此類事例,說到底,都是政策末端執行者“搗鬼”造成的。有時候,我們尋找最美,或許就是因爲基層讓人感受到的更多是“不美”。
或許我們習慣了辦事窗口特有的冷漠,習慣了村幹部的敷衍塞責,當這種習慣的後果以一種極端方式呈現時,我們是否也該有所悔悟:並不是所有忍受,都能換來“海闊天空”的結局。拒絕習慣性忍耐,學會用較真維權,用行動督促基層人員改進辦事作風,或許纔是更有意義的選擇。(作者:龔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