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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資料看,紅軍長征中,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突破烏江、奇襲臘子口等一個個成功,其決策依據主要來自截獲和破譯敵軍的空中情報,俗稱“空中耳目”。這裏記敘的“耳目之功”便是紅四方面軍電臺對中央紅軍長征的貢獻。
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1934年12月間開始的。”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方面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臺沒有時間做偵察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發佈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等於爲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經曾任紅四方面軍電訊局長兼電臺臺長的宋侃夫及其屬下肖全夫、陳福初、遊正剛等當事人回憶錄證實,張國燾所言不虛。
其實,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都曾對紅四方面軍的電訊工作有高度評價。
據宋侃夫回憶,長征結束後,朱德總司令曾對紅四方面軍的電訊人員們說:“我們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滇、黔、川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電告我們,這深刻體現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戰鬥情誼,天下紅軍是一家嘛!”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對宋侃夫說:“你們四方面軍的技術偵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別是我們長征到貴州,四渡赤水時,天天行軍很緊張,你們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對我們幫助很大,要感謝你們呀!”
紅四方面軍爲什麼能夠破譯敵軍的空中情報?因爲他們得到了一份蔣介石部隊所用的密電碼。遺憾的是,張國燾爲與黨中央分庭抗禮,提高個人功績,隱瞞了楊虎城以及白區地下黨的真誠幫助。
1933年初,蔣介石命令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配合川軍夾擊剛剛進入巴山的紅四方面軍。楊虎城不願與紅軍作戰,密派少校參謀武志平出使紅軍求和。第38軍軍部祕書主任、中共地下黨員徐夢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軍將領吉鴻昌不願與紅軍作戰,派密使去與紅軍聯絡。結果,紅軍拒絕與吉鴻昌聯合,還把來使殺了。此事說明,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張國燾對白區地下黨和白軍將領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動些腦筋。
爲促使求和成功,也爲紅軍作些實實在在的貢獻,武志平利用作戰參謀之便,從軍部偷出了一份密電碼,外加一份軍用地圖,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後,武志平在四川通江縣兩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裏,將孫蔚如軍長代表楊虎城給紅四方面軍領導的密信,以及所帶禮物密電碼等,獻給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
50年後,傅鍾在《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一書中對此事做了記載:“武志平帶給紅四方面軍的寶貴禮物,是川、陝、甘三省的軍用地圖和西北軍用的密碼底本及其他聯絡信號。這些與軍隊存亡、作戰勝敗攸關的機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險,穿過深山密林,闖過土匪、民團的封鎖阻攔才安全帶到的。他把這些禮物交給我,我當夜派騎兵把四川地圖送給了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碼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給了川陝軍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
有了這份密電碼,紅四方面軍不斷截獲川軍情報,從而掌握了反圍剿作戰中的主動權。1933年11月初,川軍總司令劉湘對紅四方面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六路圍攻”。雙方激戰了好幾個月,依然處於相持階段。再過幾天就是農曆春節了,川軍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親屬們,紛紛電催王陵基返萬縣渡歲,並料理私人財產賬務。王陵基便將五路總指揮之職權擅自交給其參謀長代理,返回萬縣與家人團聚去了。這一祕密行動,上自劉湘下至師團部屬誰都不知道。而紅四方面軍卻從王陵基的來往電訊中尋得了戰機,於1934年2月14日清晨襲擊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毀了其頭道防線的駐守旅,並將旅長擊斃。第二道防線也因之潰亂。紅軍乘勝推進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總部。王的參謀長倉皇率部急退。這時,第五路的師長、旅長們才知道王陵基回家過年的消息。上下爲之大譁。川軍總司令劉湘十分惱火地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務,並將他軟禁了。紅四方面軍的反“六路圍攻”由此撕開了一個大缺口,進而取得了更大的勝利。
更了不起的是,武志平在向傅鍾等紅軍將領呈送這份密電碼本時,說這是楊虎城、孫蔚如等陝軍將領的一份誠意,這就爲兩軍和談的天平增添了誠信的砝碼。紅四方面軍立刻派留蘇歸來的參謀主任徐以新跟隨武志平回漢中,於1933年6月1日簽訂了“共同反蔣抗日”的“漢中密約”,又稱“巴山協定”。
這個協議堅持了將近兩年。由於得到楊虎城的幫助,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萬人發展至8萬之衆,成爲其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最終,這支部隊成爲確保紅軍長征勝利會師、西路軍征戰,以及抗日戰爭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後來,簽訂《漢中密約》的國民黨第38軍率先加入人民軍隊。再後來,好幾支國民黨武裝也以此爲榜樣,相繼成爲人民軍隊的成員。
對陝軍而言,因爲《漢中密約》的簽訂而免於與紅軍交戰,楊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資金,從事陝西省的公路、水利、綠化、文教衛生等惠民建設,並將蔣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變成了“益虎”政策,從而壯大了陝軍的實力,繼而引出了3年後的“西安事變”。
雖然,最後這份密電碼消失在了西路軍征戰的硝煙之中,但它的歷史功績卻應爲我們後人所永遠銘記。
(李伶本文摘編自《1933: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漢中密約》,長征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作者爲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創作室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