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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燕寬
藝術界的跨年熱點恐怕是在紐約蘇富比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拍出的蘇軾《功甫帖》真僞之爭。如今,上海博物館與蘇富比之爭已經超出了市場與學術界的範疇,成爲全球收藏界、拍賣界和媒體的多方議題。近日,該事件的進展更成爲了藝術圈在新年伊始的頭等大事。
真僞問題無疑是鑑定問題的核心之一。不過這一次,藝術品產業鏈的兩個不同環節:中端的二級市場環節——拍賣行與終端的公共收藏機構環節——美術館的正面交鋒,以及事件的一波三折使得一直困擾中國藝術市場的鑑定問題多了幾分戲劇性。無論是學術鑑定和市場鑑定的標準孰是孰非,學術爭鳴與市場利益的角力,技術鑑定的證據理由,文物出境或者文物迴流的政策問題,抑或是該作品是否流傳有序所引發的迷霧,使得一直被藝術市場的熱鬧行情所掩蓋的另一個標度——美術館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之中。無論是官方機構的大型美術館,還是近年興起的私人美術館,作爲藝術品產業鏈的終端,它的地位、性質以及與產業鏈中端的市場環節的相互作用都是值得關注的,另外,借鑑國外美術館的相關經驗,對於商業氛圍佔主導的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優化也多有裨益。
其實國內美術館的公信力危機也許早在“金縷玉衣”事件中就已經進入到公衆視野之中,從一方面看是藝術品產業鏈中鑑定和估價兩個環節的失範;從另一方面也可看做是由於美術館有能力影響到藝術品的價值,能夠給某些個人或團體帶來認可,從而濫用了美術館的權利。另外,國內私人美術館資金扶持、政策優惠以及長遠發展定位的闕如無疑也是令人擔憂的。
“美術館”一詞的詞根來自於拉丁文的“繆斯”,而繆斯和思考、記憶密切相關。現代美術館這個概念其實主要是啓蒙運動的產物,伴隨着美學這個新興的獨立學科而產生,歸根到底是用來系統性地整理、展示各種藝術,從而成爲公衆受教育的場所。美術館的公信力也就在於以藝術品本身爲宗旨,通過收藏、保存、展示藝術品以及相關的研究和出版物而行使自身的使命。儘管如今藝術與娛樂、慈善、商業的邊界日益模糊,但是美術館藝術與商業的邊界,即非營利性機構與營利性機構的邊界是美術館最需要釐清的,如果美術館的藝術標準和市場標準相混淆,就會影響其對藝術品的價值評判。對於藝術品產業鏈條上不同環節基於利益的混同而引發的這些問題需要引起關注。例如,美術館除了固定展覽之外的特展和借展,可能會由於資金壓力而使得美術館淪爲臨時租借展示場地。另外,美術館也可能成爲收藏家、贊助商、聯合策展人、代理畫廊、拍賣行共同操作市場的一個環節。凡此種種在西方已經是屢見不鮮,足可引以爲鑑。
如今美術館有兩種不同的運營策略:一方面,有諸如古根海姆美術館遍佈世界各地的衛星美術館的運營策略,向着一個綜合性的文化娛樂機構演變;另一方面,也有諸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區分美術館與主題公園分屬教育與商業範疇,並將前者作爲美術館公信力的核心。也許,這兩種不同的策略在如今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中都各有道理,不過,正如此次《功甫帖》的真僞之爭所隱含的“真實性”問題,是商業炒作無法掩蓋,也是學術研究需要直面的。因爲正是觀衆對於藝術品真實性和唯一性的經驗構成了美術館公信力的基礎,這也是貫穿藝術品行業的一個重要特點。
這種基於藝術品的“真實性”不僅僅是指美術館需要界定各種不同的年代學、作品歸屬、圖像學、創作背景和作品保存情況,有必要創造性地保持專業性和質疑假設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應該區分藝術品“愉悅”感知模式與商業標準的“娛樂”感知模式,因爲究竟是以商業模式爲主導,還是以商業行爲推動美術館核心價值的實現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對於藝術品所有權的清理,亦即所謂的流傳有序,也是還原真實性的一個重要方面。西方目前主要有二戰納粹時期對歐洲私人與公共收藏的藝術品的掠奪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而中國戰亂歷史時期或者“文革”對於藝術品所有權問題的影響恐怕也需要釐清。最後,這種真實性還在於藝術品的特殊屬性使得美術館與公衆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仍保留於公共空間之中,而並沒有通過技術完全轉爲私人經驗。相反,音樂會的公共體驗就可以通過唱片轉化爲家中的私人體驗。也就是說,網絡技術或者複製技術始終是依附於藝術品原作的真實性的。這可能是考慮美術館核心運營與衍生業務的主次關係時候需要注意的。
參照西方的經驗,無論是大部分作爲城市和國家機構的歐洲美術館,還是在融資與決策上總體屬於私人性質的美國美術館,宗旨都是致力於爲公衆服務,美術館基於真實性的獨立價值評判是公信力的基礎,也樹立了市場價值之外的另一個標度。 (作者供職於包商銀行首席文化官辦公室)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