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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個寒假,都可稱得上是高校學生畢業前備受煎熬的“冷冬”——不管是爲繼續深造的錄取成績而擔憂,還是爲走向社會的就業出路而發愁。
今年,一個名叫陳德旺的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冷不丁”地關心起了學生的科研工作。之所以說是冷不丁,因爲科研工作在不少人看來與繼續深造、就業都無甚關係,儘管,對絕大多數研究生而言,其整個學生生涯最重要的訓練都基於此。
“找工作”竟成了研究生畢業季不做科研“光明正大”的理由?前不久,陳德旺在自己的博客裏拋出了這個問題,並將被耽誤的研究生科研工作描述爲“科研爛尾樓”,意爲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引發科教界的熱議。
本報記者採訪包括陳德旺在內的高校一線教師和學生時發現,雖然“科研爛尾樓”是個新提法,但這一現象在高校屢見不鮮。而這正是值得警惕的——“科研爛尾樓”造成的,對科學不再敬畏、對學習不負責任、對經費使用不夠認真的風氣正一步步影響青年學生的行事作風。
畢業季伴生“科研爛尾樓”
對於研究生和導師,這兩種角色原本有一種科研工作的“默契”:導師申請的課題要靠學生完成,學生則通過參與導師的項目學習本領,完成學業。但這種默契隨着畢業季的到來而漸漸出現裂痕。
投簡歷、面試、簽約等必辦事項逐步登臺,諸如“等我找到工作了再來搞科研”之類的話,開始頻頻傳入導師的耳朵。有的導師“出於理解”選擇網開一面,但真的等到學生找到了工作,事情又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了——
根據陳德旺的描述,一種是,“有的學生雖然回到了學校,但是人在實驗室,心卻早飛到了別處”;另一種則是,“有的學生甚至招呼也不打,直接到工作單位實習去了”。
就這樣,還有一公里才跑完的科研工作“被撂下了”。
這還不是個別現象。華南師範大學神經生理研究所所長李東風爲研究生“科研爛尾樓”下了定義:第三年畢業季研究生工作已全面鋪開,有進展或接近尾聲,但由於學生忙於找工作而使論文質量無法保證或留“尾巴”。
面對青年學生羣體裏這些拔地而起的“科研爛尾樓”,不少導師很是無奈——
一方面,“科研爛尾樓”讓導師們痛心疾首,用陳德旺的話說:“像加熱到80~90攝氏度的水,再加一把火就燒開了”、“等後來的師弟、師妹再從頭燒起,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另一方面,對於那些釀成科研爛尾樓後果的研究生,導師們又“不捨得卡”:“碩士生助學金只有3年,不通過對學校是麻煩事,而且要是逼急了,學生跳樓了導師也付不起這個責任”、“還是得高擡貴手,畢竟相處幾年也是有感情的”。
此外,一些高校不甚合理的研究生培養時間安排,從某種程度上加重了這種局面。陳德旺說,學生研一年級,整個一年都用來在上專業課,直到第3學期即研二年級才着手科研論文的開題,第4學期只夠做一半,到了第5學期儘管還沒做完,但就跑去找工作了。
今年春節期間,休息不到10天的陳德旺早早投入實驗室工作,但他告訴記者,只有一個學生過完年就趕回學校,“相對積極”地做起了科研,“其他的就只有放羊了,儘管抓得緊,但這也只能靠自覺了。”
在“科研爛尾樓”現象的討論中,“導師”被不斷提及。
身上壓着爛尾樓的師傅
能否帶出建築真理殿堂的徒弟
李東風將導師和研究生比作“師徒關係”,在他看來,導師的正確引導能讓學生避免出現爛尾樓現象。然而,現實中一些導師自身工作忙、兼職多,對學生的督促和指導卻不盡如人意。
華南師範大學研究生答辯每年都會在5月中旬至5月底間集中完成,6月份召開學位授予討論會。李東風告訴記者,他的學生一般論文完成情況順利,從5月20日開始即可答辯,但學院裏有些老師的學生有的會因爲論文質量拖延到6月初,甚至有的同學臨到答辯前一天論文仍未定稿,“可想而知,這樣的論文效果會如何?做的東西又如何?”
導師似乎還應該扛起對學生規劃的責任。華南理工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教授汪曉軍說,作爲研究生培養的“總設計師和規劃師”,導師對每個學生的研究都應有相應的計劃。“重要的科研項目不能指望碩士生,也不可能完全給碩士來承擔,否則就有爛尾樓問題。”
然而,不管來硬的督促,還是來軟的指導,對於科研爛尾樓的問題解決似乎只是治標不治本。
李東風說,如果個別導師本身科研能力不高、科研方向不穩定,對學生的科研把握沒底氣,學生科研進展也會受到影響。“有的老師上完課就完事,能提個副高職稱就好,連教授都不需要,也沒其他要求。”他說。
更爲重要的是,當導師手裏還握着一筆科研爛尾樓的“債款”,如何身體力行將學生指導好?換言之,身上壓着爛尾樓的師傅,能帶出築起真理殿堂的徒弟來嗎?
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彭真明告訴記者,在他眼裏,現在基礎研究領域的爛尾樓太多了,“基礎研究本身就是個長效機制,三五年也做不出什麼東西,拿幾篇階段性文章交差的非常多。”
由於一些科研工作者能在社會兼職等工作中能找到更爲寬闊的“錢路”,因此,心思就根本沒放在科研上。在他們身後,往往是更大的“爛尾樓”。
正如一些學者所言,“科研爛尾樓”是一個症狀表現在學生身上,病根兒卻出在導師,以及被科技界詬病已久的重立項輕驗收科研製度的問題。其破解之道若從學生下手則是本末倒置,從導師開刀、從導師和學生所在的環境問責才能切中要害。
重立項輕驗收的科研製度亟待改革
“重立項”,指的是科研人員對於研究課題和科研經費的狂熱追逐,甚至已經到了一種撼動科研工作主體位置的地步。根據中國農科院2012年的統計,該院各個研究所科研人員用於科學研究的時間佔全部工作時間的平均比例爲51%,其餘時間主要用來爭取項目資金、參加各類會議、項目中期檢查、項目總結驗收等事宜。
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項目“立項”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可見一斑。而對高校教師而言,在論文發表數量、課題項目數量的評估指揮棒下,“拿課題”成爲不少教師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相比之下,結題與驗收,這道對科研投入檢查的最後一關,卻更是像在“走形式”。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曾以《對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幾點看法》爲題撰文談及此問題,在他眼中,國內“輕驗收”的表現主要有:不拷問真正的科學價值,只看SCI文章;一些忽悠的課題並不會在結題時遇到麻煩。
究其原因,王貽芳說,現行管理部門加評審專家的制度並不科學。因爲責任不明,專家一般也不會爲難課題組。而如果採用按學科由科學家自己做主,同時聘用主審專家,實行終身負責制,有科學家自己利益的約束在裏面,問題會好一些。
同樣是“嚴進寬出”,青年學生羣體出現爛尾樓的原因如出一轍。陳德旺說,“項目通過率太高肯定是問題,你請專家來評審,專家也不好意思說你不行。”在他看來,除非向博士論文的“盲審”看齊,請不認識的專家,並設置一定的淘汰機制,“科研上就應該實事求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到了必須要改的時候了!”陳德旺說。
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依照規定應該開放的一律對社會開放。建立創新調查制度和創新報告制度。
在那以前,科技部部長萬鋼也曾在2013浦江創新論壇提及報告制度和創新調查制度,他還說,“我們反對同一個研究團隊拿着同一個研究的項目,在同一個研發階段當中向不同的科技計劃、不同的部門去申請。查處的目標不是爲了取消,而是尋找最合適的項目去支持,這是對國家財政負責的態度”。
相比之下,對於和企業合作橫向課題的結題驗收,不少一線教師更多抱着“戰戰兢兢”的態度。
甚至有種說法是,“拿國家的錢容易通過,拿企業的錢卻不太容易”。汪曉軍告訴記者,“企業的錢一般只給20%啓動,幹得好剩下的全部拿走,幹得不好就此打住,更糟糕的可能還會把錢要回去。”
值得慶幸的是,作爲未來改革的方向,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也有所體現: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記者邱晨輝諸葛亞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