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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兩會”,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如願當選爲全國政協常委。但再早一年,這位政協委員那條晃眼的腰帶,讓很多人忽略了他當年“關於中國足球改革幾點建議”的提案是否得到落實——在那份提案中,這位後來連續贏得中超和亞冠聯賽冠軍的中超俱樂部投資人,直指中國足球的落後體制,“政令橫行”、“聯賽僞職業化”,而他提出的建議則是“加快體制改革、職業聯賽獨立運營”,“設立多層聯賽體系”、“鼓勵社會力量投資興辦足球學校”。
時至今日,中超聯賽之紅火無須贅言,而恆大足校也正在探索道路上向前行走,許家印的提案在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後終有落腳之處。因此今年兩會,嚐到足球改革甜頭的許家印帶來“要加快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提案,建議中央明確將教育部作爲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責任部門,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足球聯賽體系,興辦“新型足校”培養優秀足球人才。
這3點建議極合球迷胃口,球迷對於中國足球的熱情也被這份提案再度引發。
“這份提案大概準備了半年,一是職業聯賽已有相對固定的模式了,很多俱樂部也終於被恆大帶動起來共同發展了,聯賽的事情可以由聯賽理事會解決了;二是恆大自己辦足校,對於如何普及足球人口也有切實感受。”一位恆大集團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大家都明白沒有普及就沒有提高的道理,但普及的事情實在不是單靠體育系統就能解決的,許老闆這個提案,應該是符合足球發展規律的,而且他提的建議,也是針對中國足球多少年一直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僞命題”提案引發換位思考
“這份提案切中了中國足球的要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需要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的共同努力。”教育部體衛藝司司長王登峯告訴本報記者,“完善的4級校園足球聯賽體系正在建立中,越來越多的學校加入到足球定點學校當中。”
王登峯在今年足代會上剛剛當選中國足協副主席,但早在校園足球倡議剛剛興起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與教育相割裂的足球乃至多項體育運動,斷然無法保證青少年人才基礎——3天前,王登峯帶領教育部校園足球專項調研小組考察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開展情況,調研小組成員既包括國家體育總局青少司和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幹部,也包括多位學校體育問題研究專家。在王登峯看來,“上海校園足球聯盟”完全可以看作本屆兩會“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提案”的最好實例。
去年7月,本報曾刊登《上海校園足球放棄功利海闊天空》一稿,介紹上海校園足球聯盟發展壯大之經驗:原先隸屬於上海市體育局的“校園足球辦公室”,在2012年初教育部門組建的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成立後,便與後者“合署辦公”。而上海市校園足球工作的開展,亦從2012年開始交由校園足球聯盟統一指揮——在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一收一放”的通力合作下,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在短短兩年間即建立起成熟體系。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祕書長遊鬆輝告訴記者,兩年前“獨立成章”的足球系統相應年齡段註冊球員大約2200人,這囊括了所有隸屬於體育行政管理部門以及職業俱樂部各級梯隊、預備隊的註冊球員,但校園足球聯盟推廣兩年,第一年新增的註冊球員(參加聯盟競賽學生球員)超過4000人,第二年參加聯盟比賽的學生球員就達到7000人,在遊鬆輝看來,擁有接近300所中、小加盟學校的校足聯盟,將是足球運動在青少年中普及的最雄厚基礎,“明年爭取發展到1萬人,難度大嗎?”
“我一直覺得讓足球迴歸教育是一個‘僞命題’,‘體教結合’的說法是因爲我們自己把它們割裂開了,體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職業體育和精英體育才是有特殊意義的市場產品,那是塔尖,但我們通常說的針對適齡學生的體育,基本上全是教育。”遊鬆輝的另一個身份是同濟大學體育部主任,對於“體育”和“教育”的關係,他希望自己的觀點可以影響到更多教育工作者和體育工作者,“我們堅持做全市校園足球聯盟的初衷,是認爲這項運動適合學生參與,這是教育觀念的認同。足球是集體項目,是適合學校開展的最多參與人數的項目,組織孩子踢球,本身就應是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
但上海校園足球聯盟的做法尚未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提起青少年足球人才、提起校園足球,人們的第一印象還是眼巴巴望着操場或根本看不到操場的學生。
“家長肯定是盼着學校多組織孩子踢球,教育部門管這事兒就好辦了,因爲以前學校有比賽都是校足辦張羅,但校足辦是足協的,校長支持還行,校長不支持就不行了。”張遠是北京球迷,他的兒子今年11歲,在一家業餘俱樂部堅持踢了一年(週末半天訓練比賽),去年動了心思想去專業的足球學校上學,但一直支持孩子踢球的張遠斷然否決了兒子的想法,“首先在北京上學非常不容易,學校的教學質量有保證,我更願意讓他把足球當愛好,現在條件好的學校還能組織孩子踢球,但大多數也就管校隊一支隊伍,所以要是教育部門要求學校讓孩子多踢球,我絕對支持。”
“舊體系”切割促成特色模式
張遠和很多家長一樣,在盼望合理政策推行的熱情背後,還存有對改革阻力的擔憂——尤其涉及到體制方面的根本性變化,張遠並不認爲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工作,能順利由體育部門轉至教育部門,“遲早要變但不會很快就變,政策就是這樣,可能會用三五年逐步轉變,畢竟牽扯麪太廣了。”
不過在很多學者看來,家長的擔憂有些“過時”,緣於全社會對足球的關注度益發高漲,涉及根本制度的足球改革已然勢在必行。
“我覺得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方面,完成從體育行業到教育行業的轉變,一點兒都不困難,或者說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困難,關鍵在於大家是不是認真去做這件事,還是就把這事停留在口頭上說說而已,我想只要高層領導下決心完成這個轉變,轉變的速度會非常快。”首都體育學院副教授劉海元告訴記者,“首先這不是教育系統‘爭權奪利’,只是職能和權限的轉移,由體育系統負責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多少年了,現在所有的弊端都顯現出來了,多少專家和學者都在呼籲重新劃分‘體育’和‘競技體育’、‘職業體育’的定義,但每次一提到這個話題,無論是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都沒有足夠的發言權,所以如果許家印的提案能夠得到批示,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共同來促進這項職能的轉變,對中國足球的好處不言而喻。”
據記者瞭解,正如專家所言,教育部相關人士對於“接管”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重任已有“心理準備”,前提仍是旨在提高足球人口、讓足球成爲校園體育活動重要組成部分——和體育行政管理部門相比,教育系統與校園聯繫更爲緊密,並且在政策管理方面更具優勢:教育部門已有明確表態,完善校園足球定點學校招生考試政策,鼓勵校園足球定點學校按照規定招收有足球特長、運動成績好的學生和優秀足球運動員,保障定點學校體育教師、教練在職務晉級、評優表彰、工作量計算和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權益,而這正是多年來中國足球基礎工程坍塌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國足球舊有體系的剝離或許將從今年春天這份政協常委的提案開始,而教育系統負責普及發展、體育系統負責職業競賽的改進措施,也或將成爲中國足球的“特色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