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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發行的這本期刊高度保密,只有幾十人能夠讀到,而他們恰恰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該刊物被形象地稱作“直通車”,是少數能夠將觀點直接送達習近平主席及其政治局同事的渠道之一。
隨着治理中國的任務越來越複雜,一些思想、建議滲透到高層也變得越來越複雜。習近平主席號召全黨提高思想水平來應對問題,並敦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近年來,中國新出現數百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大多與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有關聯。學者和作者們參與到更開放的思想市場中來,在制定有關高房價、貧富差距和污染等社會熱點問題的政策時,公共民意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但在權力中心,思想和政策的決定性競爭則比較隱祕。西方將智庫視作政府“外腦”的觀念並未在中國生根發芽。實際上,相對獨立的機構通常更難融入中國決策層面。與競爭者相比,它們獲取的信息更少,這意味着它們的提議通常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它們也缺少可靠的渠道直通高層。
共產黨希望“大腦”是內部組織,那些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並不爲大衆寫作,而是爲一個規模更小的羣體建言。最有權力的研究所會出現在中國最具影響力智庫的名單之上,但它們並不與公衆互動,或彼此互動,同時也不是獨立的。
《思想理論內參》的隱祕表明領導層在諮詢問題上的固有立場,該刊物創辦於上世紀90年代,其中一些較早前發表的文章題目能夠在網上搜到,但看不到內容,如解決新生兒性別比例不平衡、如何應對朝鮮核試驗等。
在北京,能夠在這些敏感問題上提出建議的只能是中央黨校這類機構。由於它們大多使用祕密渠道提供建議,顧問和他們的觀點之間沒有什麼相互作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衛說,通過少數與世隔絕的機構向高層傳達理念,是這一“煙囪式”體系的主要特點。
未來十年,可能不會有中國官方機構成長爲有影響力的智庫,但也不會成爲獨立的堡壘。通常,與政府的關係越緊密,這家智庫的前景就越被看好,越獨立,它的影響力就可能會越小。
不過,情況可能不會一直如此。越來越多富有的中國企業家開始出資設立研究機構,這或許會爲獨立公共政策建議創造更多的空間。“儘管這種現象現在只是初露端倪,但隱然有大行其道之勢,除非共產黨認爲這是一種威脅”,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