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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
一張散落着黑點的上海地圖,作用並非指路。這張地圖上標註的是扒手們愛出沒的地點,“提醒市民加強防範,這是我們最大的目的。”2014年3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發佈了反扒地圖,內容翔實,數據清晰。(3月31日《東方早報》)
“反扒地圖”源於坊間,而普及於官方。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反扒地圖”可以起到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小偷出沒”的提醒,可以最大化地引起個體的自覺性;二是會對作案者產生心理壓力和震懾性,使之對作案的後果產生畏懼;三是有助於讓警方加大對重點區域的巡查和治理力度,從而做到兼顧重點,提高工作效率。
大量的事實證明,防扒比反扒更爲重要。隨着羣體性的防範意識增強,扒竊拎包案件成功的機率降低,作案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使得作案變成了“難以完成的任務”,對於作案者也是變相挽救。之前民間的“反扒地圖”證明了其有效性,也正是因此而獲得了官方的認可。不過,由於民間版的“反扒地圖”缺乏數據支撐,既不完整且無動態變化,其作用大大受到限制。相反,由於官方掌握着核心的數據資源,完全可以藉助於現有的技術平臺,實時更新和發佈相關數據資源,從而將“技術服務管理”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化。更何況在大數據時代的當下,無論是交通管理,還是社會治安,都很有必要通過“反扒地圖”之類的數據和信息發佈,讓數據更好地服務公衆,也進一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
諸多事實證明,當管理者從內部化和官僚化,走向開放化和服務化之後,才能真正形成上下聯動的正效應,從而達到事半功倍,未雨綢繆的作用。
“反扒地圖”是大數據時代的管理進步,也是服務助推管理的生動詮釋,對於其他公共管理思路的轉變和行爲的改進,具有借鑑作用。
(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