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華網鄭州5月12日新媒體專電(記者雙瑞張興軍)低矮的房屋狹小破敗,牆壁上黴點斑斑……從1965年起,焦守鳳就一直住在河南省開封市這樣一個衚衕小院裏。
焦裕祿曾說:“書記的女兒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帶頭艱苦,不能有任何特殊。”時隔50多年,父親的話仍迴盪在焦守鳳耳邊,曾經令她委屈不滿的“家風”,如今是她的驕傲。
初中畢業後,焦守鳳沒能考上高中,蘭考幾家單位提出爲她安排工作,話務員、教師、縣委幹事……一個個體面的職業讓十幾歲的姑娘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親潑了冷水。
“縣裏頭好地方幹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規定的。”焦守鳳清楚地記得,父親把她領到食品廠,還叮囑廠裏不能因爲自己的緣故給女兒安排輕便活。
秋天醃鹹菜,焦守鳳經常要切上一兩千斤蘿蔔,不過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來手都會燒出泡,晚上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裏冰着。
“那時候我對父親很有意見,認爲對我不公平。”焦守鳳生了很長時間的悶氣,對父親的理解從他去世才真正開始。1964年,焦裕祿已經病得很重,說話都有些困難,弟弟妹妹還小,19歲的長女焦守鳳被叫到了病牀前。
“他說沒爲我安排個好工作,死後也沒什麼留給我的,只有一塊伴他多年的手錶當作紀念。”她更銘記在心的是,父親要求,有困難不能向組織伸手。
多年來,焦裕祿“窮爸爸”的形象在兒女眼中根深蒂固。身爲縣委書記,他卻幾乎沒有任何遺產。焦守鳳回憶,在很長一段日子裏,媽媽徐俊雅常常爲生計掉眼淚,全靠自己一個月50多元的工資和13元補助,還要用破布拼出一家老小的衣裝。
即便活着的時候,兒女們也未曾從他那裏得到優渥的物質生活。“我父親沒有啥財產,搬家到蘭考時,除了行李和被褥,就是一些炊具,一個大卡車什麼都沒裝。”當年,焦裕祿的兒子焦國慶很少體會到縣委書記家屬的“風光”,一次“看白戲”的經歷還成爲衆人皆知的“污點”。
到蘭考不久,正上四年級的焦國慶聽見與縣委一牆之隔的劇院鑼鼓叮噹響,他好奇地從後門溜進去,告訴工作人員自己是焦裕祿的兒子,於是沒有買票。回家後父親狠狠地訓了他一頓,那是他記憶中父親最嚴厲的一次。
“父親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凡事不能搞特殊。”焦國慶回憶,小時候調皮,放學後總在縣委辦公室閒逛,工作人員輕易不敢管,父親得知後乾脆舉家從縣委家屬院搬出去了。
焦裕祿近乎苛刻的“窮”和自律後來成爲子女們一生的財富。次女焦守雲曾寫給去世父親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您的六個孩子最小的也已人到中年,大多數在普通崗位上踏踏實實地工作着。無論過得好與不好,我們都記住您的教誨,靠自己本事生活。我們可以無愧地對您說,我們都是您的好兒女。”
17歲參軍到山溝裏的農場勞動4年,轉業後進地稅局,幾十年來,焦國慶工作勤懇、老實本分。而在衚衕小院住了近50年的焦守鳳,面對單位兩次分房子,她都態度鮮明:“我不要。”當待業的女兒希望託關係找工作,她像父親當年一樣斷然拒絕:“老子是老子,你是你,各人的路各人走。”
“帶頭艱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進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焦裕祿的家訓,成爲兒女們一生的信條。後來擔任縣委書記的焦躍進,把父親當作榜樣,“爸爸的精神既是財富,也是一種壓力在鞭策我,我絕不能給他老人家臉上抹黑。”
五月,柔風再度吹起,河南蘭考的焦家小院裏,鋪滿白色方磚的地面縫隙長出了油油的春草,低低地簇擁着一座紅磚紅瓦的舊房子。儘管已多年不曾住人,但每年這個時候,焦裕祿的兒女們都分外懷念小院裏的日子。
焦家人曾在這裏生活了30年,父親的生命哲學一點一滴滲透於子女的血脈。每次回到這裏,焦國慶都會想起令他羞赧的“看白戲”,爲進醬菜廠鬧脾氣的一幕也在焦守鳳眼前浮現,還有收穫季節姐弟幾個割豆子、拾麥穗的經歷,那些都來自值得他們一生回味的“富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