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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在天府廣場東御街口出土了兩塊漢代石碑。這兩塊石碑分別刻有800多字和1400多字,遠遠超過以往國內所發掘的漢代石碑雕刻的字數,填補了漢代極爲匱乏的文獻資料空白。兩塊漢碑對於成都的文化史、教育史、水文史,乃至古文字研究,都有極爲重要的作用,是我國漢代考古的重大發現,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昨日記者獲悉,經過一年多解讀研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勳燎在專業期刊《南方民族考古》發表的論文《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爲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從文翁石室、周公禮殿到錦江書院發展史簡論》中提出,這兩塊漢碑是時人爲紀念李君、裴君兩位前任成都太守振興學校教育而刻立的德政碑,他判定二碑當是漢代“文翁學堂”遺蹟,其出土地點應爲漢代至宋理宗端平三年期間蜀郡郡學、益州州學遺址所在地,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據悉,這一研究成果首次確定了文翁石室遺址的具體位置。
昨日,81歲高齡的張勳燎教授專程爲記者解讀了這兩塊漢碑背後的故事。他指出,文翁在成都興學,開創了我國地方政府辦學新模式,得到政府和民衆的高度肯定。漢武帝將之定爲制度在全國推行,使中斷了的學校教育得以繼續發展,並創建新的模式,對後來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成都崇文重教的傳統也一直延續了兩千年。
現場直擊>>>漢碑填補漢代匱乏的文獻資料
2010年11月,在東御街老百貨大樓門前人防工程工地中央出土了兩塊漢代石碑,其中一塊開篇刻着“巍巍大漢”。昨日記者前往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打探這兩通漢碑。記者在現場看到,躺在大棚裏的兩通漢碑被專業文物包裝薄膜覆蓋,一大一小,呈長方形。大的一塊石碑高2.61米、長1.24米;小的一塊石碑高2.37米、長1.1米,兩塊石碑厚度均達40-50釐米,每塊石碑均爲4噸左右重。環顧一週,屋檐形狀的兩個碑帽,以及一箇中間鑿洞的四方形碑座被放在一旁,原來,石碑、碑帽、碑座拼接在一起,纔是完整的“一套”。現場考古專家告訴記者,石碑出土時保存狀況完好,碑文銘刻字口清晰,兩碑豎放在漢代地層之下的生土沙石層,因此兩碑的埋藏應在漢代立碑後不久。如今,它們已分別被命名爲《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較大的一塊是《裴君碑》,其碑陽及碑陰(即正反兩面)共1400多字。除碑陽銘文外,《裴君碑》碑陰還刻有聯袂捐碑的人名,共104個名字。
“巍巍大漢,佁皇承度,昌光耀軫,享伊餘賞……”張勳燎教授取出漢碑的影印圖片,爲記者饒有興致地解讀起碑文來。他說,相比於以往漢碑考古發現,這兩塊碑保存完好、文字豐富,其發現地點也更顯重要。除了提供有關成都的政治史信息外,兩塊漢碑還特別與教育、學校等有着密切關係。張勳燎在論文《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爲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中提出,碑文中透露:東漢順帝初年,在成都學校教育和學術文化由興盛走向衰落,亟待加以振興的嚴峻形勢下,碑主在成都做太守任內大力振興學校教育,培養選拔人才,恢復和發展儒學文化,改變落後面貌,取得值得稱道的顯著成績。在兩位成都太守離任之際,成都學堂的師生和部分官員,爲表彰他們對本地學校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分別立下這兩通德政紀功碑。他說,碑陰題名排序,學校教師、學官、經師居於特別突出地位,說明在整個建碑工作中,學校師生和主管學校教育的學官是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
巍巍大漢碑鎖定文翁學堂遺址位置
“兩塊碑的設立地點,我判定是文翁石室遺址。”張勳燎告訴記者,建成於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間的文翁石室,是由當時的成都太守文翁創建的,它也是中國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張勳燎在對碑文進行解讀時發現,兩塊石碑應是立在學堂等帶有座標性質的地方。“洪水將李君碑衝倒,被裴太守在學校災後修繕工程中再度豎立起來,說明碑石當年豎置在學校園區內。而碑文中還出現了關於‘石室’的記載。”他推測,石室中學原址可能不是現在的地方,而應在東御街附近。
張勳燎在論文《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爲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中指出,《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結束後刻下一道橫線隔斷,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題”說明。“旁題”提到,《李君碑》最初在公元133年豎置後到公元146年被洪水衝倒,後來又由另一位裴姓成都太守在組織修繕學校建築設施的工程中,安排有關官吏人員再度將它豎立起來。這是李君碑原來所在地應在學校園區內的直接證據。裴太守碑出土地點與李君碑相距僅1米,說明當年兩碑實際上是安置在一起的,先豎《李君碑》,後豎《裴君碑》。兩碑是在原地仆倒後,埋入地下,後來並未移動過位置。這一材料充分說明,兩通漢碑當年應在學校園區範圍之內,在一個集中安置歷屆辦學有功的太守一類人物的紀念性場所。
結合碑文內容,張勳燎對西漢景帝末年以來成都興學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對不同時期漢代建築、碑刻遺存的保護和研究情況進行對比。進行一系列研究後,他認爲,文翁學堂曾幾度向西擴展延伸,到南宋蒙軍焚燒成都,文翁學堂遭徹底毀滅。元代以後成都府學遷修重建。
文翁學堂有東、西、南三“校區”
談及文翁石室學堂的發展,張勳燎拿出一張清末成都地圖,向記者詳細解釋道,以漢代石室建築的存在與否作爲標準,可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爲界,將文翁石室學堂的發展分爲前後兩個不同時期。他說,兩宋時期文翁學堂曾經歷大規模擴建,以北宋慶曆和崇寧時期最爲顯著,學堂邊界向城西移動。“文翁學堂是一個大的學校概念,後來的蜀郡郡學、益州州學、成都府學,都是文翁學堂歷史的延續。在‘文翁學堂’校園內的漢代石室建築不止一處,後來保存下來的漢代建築名稱比較複雜,有所謂‘文翁石室’‘周公禮殿’‘高朕石室’等,後人往往取其中一名以代校名。”張勳燎在論文中提到,劉宋任豫《益州記》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都說:“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北宋範鎮在其所著的《東齋紀事》中記載,“成都府學有周公禮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張勳燎認爲,所謂“東”“西”“南”,都只是一個大致的相對概念,並不一定指正東、正西、正南。高朕石室位置在文翁石室與周公禮殿之間偏南方向,即文翁石室的東南、周公禮殿的西南。這都是當時文翁學堂西學擴建的結果。兩塊石碑很可能就是位於周公禮殿“校區”內。
張勳燎介紹說,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軍攻蜀,焚蕩成都,學堂遭到徹底毀滅。元代對學堂進行了有私人性質的重建,到明代由於修蜀王府,學堂搬遷到原址西南一里處即今文廟前街。
專家說法>>>成都文脈不斷延續
文翁學堂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首個正規的地方官辦學校。文翁是在漢景帝時以“蜀郡守”身份來成都做官的,此人“仁愛好教化”,當時他選派了一批“開敏有材”的郡縣小吏到京師學習。一批又一批的受業博士回到成都以後,都被文翁授予了新官職,命他們傳播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文化知識。同時,文翁還設立了最早的地方官學,招收各縣青年爲“學官弟子”,學習律令和其他學科知識。文翁對成都乃至全國的文化教育影響至爲深遠。後來這個模式在全國推廣,地方官辦學校都以這個模式設立。
在宋代慶曆年間,文翁學堂西學擴展,增加了學校利用率、擴大了招生。學堂通常都是幾百個學生;南宋時達到上千。《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中,列選了中國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這一條目中寫道:“中國西漢蜀郡太守,漢代郡縣學的發軔者。”文翁興學的成就,不僅培養了一批吏材,如張叔,漢武帝時徵爲博士,官至侍中、揚州刺史;而且推動了鄰近屬縣的興學,如“巴漢亦立文學”。蜀地此後出現司馬相如、揚雄等知名才學之士,與文翁興學造成的社會風氣亦不無關係。景帝嘉獎文翁興學,“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興學,實爲中國歷史上地方政府設立學校之始。
張勳燎認爲,文翁受到人們的尊崇,文翁學堂建築遺存作爲一種紀念意義的材料,作爲地方政府辦學的象徵而成爲名聞遐邇的歷史文物古蹟,長期受到關注和保護,在千餘年的時間內成爲成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標誌。在宋末元初戰亂中該建築遺存碑損毀後,地面上看不到遺蹟了,連準確的位置也弄不清楚了。兩通漢碑作爲文翁學堂遺存的一部分,它們的出土,爲文翁學堂遺址的準確位置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線索。“如果沒有這兩個碑,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文翁石室的具體位置。”
“這項研究太重要了,可以說是不斷延續我們成都文脈的一種方式。”張勳燎向記者坦言,“說實在的,在研究這兩通漢碑之前,我手中還有其他課題,但粗略閱讀漢碑上的文字之後,我毫不猶豫地放下手中原本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到這兩通漢碑的研究中。”據悉,除論文《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爲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外,張勳燎還將於今年發表最新論文《從漢碑出土的層位,看黨錮之禍》,再次深層次解讀這兩通漢碑。記者王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