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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蔡華偉
一個多月前我在澳大利亞腹地遊歷,一天凌晨來到艾爾斯巖觀看日出。這是一塊巨大的平整的岩石,拔地而起地佇立在平原上。六點多時,太陽升起,黑色的岩石頓時披上火紅的外衣,雲彩無法無天地在頭上生長,遠處的天際還在電閃雷鳴。在那短短的太陽躍上地平線射出第一縷光線的一分鐘內,看着一望無際的大漠、巨巖和天空剎那間被賦予的無限生機,我腦海裏響起了音樂——理查·施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如果擱置原著中對哲學浪子歷程的描寫以及對永恆輪迴及超人意志的隱喻,理查的這部深受尼采著作啓發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引子,便是通過音樂描繪日出的氣貫山河。低音提琴和低音巴鬆在音域的最下方用低沉的悸動刺激着聽覺極限,銅管隨後加入,強化日出前的焦躁不安。隨後樂團轟鳴,定音鼓滾奏,音符完成了從莊嚴到勃發的情緒轉變,樸素的旋律描繪出地動山搖的波瀾壯闊,並在管風琴的持續咆哮中激發人類對未知的求索本能。在衆多的音樂中,幾乎沒有一個片段能在短短不到一分半鐘的篇幅內,僅僅透過幾個音及和絃,取得如此效果。創作這部作品時,作曲家才32歲。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只是即將迎來150週年誕辰的理查·施特勞斯多產的交響詩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部。而交響詩作爲一種當時新興的音樂體裁,也只是理查門類繁多的音樂創作中的一部分。歷史上很少有橫貫體裁,也就是對歌劇、管絃樂、協奏曲和室內樂同時掌握,還一併取得極高成就的作曲家。對於中國樂迷,施特勞斯是個令人費解的名字。幾乎與他同時代的作曲界中有以圓舞曲著稱的施特勞斯家族,往後還有與該家族毫無干系的奧斯卡·施特勞斯,同樣以圓舞曲和輕歌劇聞名。理查和這些圓舞曲作曲家沒有血緣關係也少有交集。爲示區別,一般對他以“理查”稱之。
理查的全能性在他的創作題材中可見一斑。他寫出了10部交響詩,10多部聲樂套曲,12部常演歌劇,5首室內樂及協奏曲若干。交響詩,或稱爲交響音詩,就像現在的饒舌歌一樣,也是當時熱門的音樂類型。交響詩區別於交響曲在於它的標題性更多詮釋了作曲家的創作主張和思想理念,從結構而言彷彿短篇小說和章回本小說的關係。如果說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開啓了交響詩作爲標題音樂的大門,那理查則把這一體裁提升到了可以與貝多芬交響曲相提並論的高度。
在交響詩中,理查充分體現了自己作爲浪漫主義晚期作曲家的身份,運用高超的配器和宏大的樂思,勾勒出一幅幅生動別緻的畫面,其中有像《蒂爾·尤倫施皮格爾的惡作劇》這樣輕鬆俏皮的音樂,也有像《英雄的生涯》這樣自傳題材的主旋律音樂。他1915年所寫的交響詩《阿爾卑斯山交響曲》,描寫的是自己歷時11小時的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長達50分鐘的演奏時長和約130人的樂隊可能是理查交響詩中最爲宏大的作品,也可視作爲理查對這一體裁的暫別之作,因爲他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歌劇和指揮中去。
早在1905年,理查就寫出了《莎樂美》,名聲大噪,以至於二戰後他向前來抄家的美國大兵介紹自己時,就說自己是“《莎樂美》和《玫瑰騎士》的作曲家”以求片刻安寧。這兩部歌劇是理查歌劇產出中的皇冠之作,然而它們在音樂趣味和風格上的大相徑庭讓人很難相信它們出自同一人之手。《莎樂美》根據奧斯卡·王爾德的同名劇作改編,展現的是肆意張狂、疾風驟雨、無法無天的音樂,雖取自《聖經》,但由於音樂的直白和劇本的血腥,竟然在英國遭到禁演。
《玫瑰騎士》(1910年)中無比精緻、高貴和典雅的音樂,與攝影師佈列鬆的名作《聖拉扎爾火車站後》一樣,預示着歐洲政治雷暴到來前夕的風平浪靜。理查是極少數完整經歷過普法戰爭、“一戰”和“二戰”的作曲家,而身爲德國人的他又能從中體會到民族精神大廈的轟然倒塌。不過,很難從音樂中聽到理查對時代遭遇的控訴。除了若干部政治任務,他也少爲當下時局創作。1933年,理查違心地接受了戈培爾的任命,出任帝國音樂部部長,分管德國境內的音樂工作,“希望在逆境中防止更大災難的發生”。1934年,他在和茨威格的書信中表達對猶太人的同情。信件被蓋世太保截獲並送交戈培爾與希特勒,理查旋即以“健康原因”被退休。其後理查屢屢用自己的名望和向當局悔過的方式,保護他的猶太兒媳婦愛麗絲,還有兩位猶太合作者——出版商福斯特納和腳本作者茨威格。但即使他親自跑到集中營,也無法保住愛麗絲的32位家眷。
也許這些無法置之身外的遭遇促使理查在生命晚期放棄不寫政事的原則。《變形記》(1945年)是他最後的作品。這部爲紀念貝多芬而寫的作品也被認爲是他對遭受戰爭毀滅性打擊的德國的輓歌。理查又一次回到了類似於交響詩體裁的懷抱,告別此前的大編制,用純絃樂隊編織起約半小時舒緩濃密的單樂章音響,爲純真天然的年代送終。
1948年,理查完成了他最後一部作品《最後四首歌》,其中的第四首歌名爲《日落》。從日出到日落,理查完成了從意氣風發的少年到暮暮老人的創作之旅。他那多有不甘的人生和愈見真情的音樂,留爲後人景仰。
《人民日報》( 2014年05月15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