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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畫,又稱“士夫畫”,它並非指特定的身份(如限定爲有知識的文人所畫的畫),而是具有“文人氣”(或“士夫氣”)的畫。“文人氣”,即今人所謂“文人意識”。文人意識,大率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豐富的人文關懷、特別的生命感覺的意識,一種遠離政治或道德從屬而歸於生命真實的意識。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文人畫,就是“人文畫”,具有人文價值追求的繪畫,繪畫不是塗抹形象的工具,而是表達追求生命意義的體驗。因此,文人畫的根本特點,就是它的價值性。
文人畫發展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在道禪哲學影響下出現了新的藝術思潮,一種重視人的內在體驗的自省式藝術躍上歷史的檯面。兩宋以來,文人畫發展又融進了理學心學的思想,成爲一種具有深厚哲學背景的文化現象。或者說,文人畫是中國哲學發展的邏輯產物。元代是文人畫發展的重要轉折期,並直接影響到明清時期的繪畫傳統。文人畫發展到清代康乾時期達到極盛。此後隨着國力的孱弱、文化的衰竭,文人畫的思潮也幾近消歇。
文人畫先是在山水畫中獲得發展,但文人畫並非獨得於山水。文人畫的發展中,文人意識漸漸影響到花鳥畫,像青藤和白陽的花鳥畫,顯然帶有濃厚的文人意味,八大山人妙絕時倫的花鳥之作,是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突出代表。人物畫中文人意識的流佈在南宋以後獲得突出發展,像陳老蓮的人物畫,利用人物來表現深沉的生命思考,爲人物畫的發展開闢了新章。甚至佛教藝術中也滲入了文人意識,我們在南宋以來許多《羅漢圖》中都可看到文人畫的影響,如周季常和林庭的《五百羅漢圖》。
從狹義的角度看,在中國畫的發展中,並不存在純粹的文人畫家。只能說,中國繪畫史上有的畫家有些畫體現出文人意識的特性。一個畫家創造的作品並不一定都可歸入文人畫的領域,如沈周的很多花鳥畫並不屬於文人畫。即使一個可以稱爲文人畫家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不同的傾向性,如八大山人早年於佛門中的繪畫,並不具有鮮明的文人畫特性。
文人畫,是靈魂的功課,帶有鮮明的智慧性的特點。中國道禪哲學有不立文字之思想,人的智性在語言(知識理性)中容易陷入困境。而視覺藝術在宋元以來的發展中,在某些方面卻解脫了語言的困境。文人畫既可表達人們所“思”,又可以克服知識理性的障礙,成爲人們重視的一種方式。
陳衡恪論文人畫,認爲其重要特性“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他用“思”來概括文人畫的基本特性,這是非常有眼光的觀點。清戴熙說,畫不僅要“可感”,更要“可思”。“可感”,強調畫要傳達生命的感覺,但必由此生命感覺上升到“可思”,也就是可以打動人的智慧。他評論朋友《寒塘鳥影圖》時說:“隨意點染,一種荒寒境象,可思可思。”所謂“可思可思”,就是給人生命的啓發。南田說得更有意思:“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看一幅《秋聲賦圖》,如果不能給人以智慧的啓發,不如去聽寒蟬鳴叫。他也強調了智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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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畫的智慧表達畢竟不同於哲學論文,它不是概念的推理,更不是某種思想的強行貫徹。它是一個情意世界,一種在體驗中涌起的關於生命的沉思。文人畫的智慧與其說是某種觀點的敷衍,倒不如說是建立一種立足於沉思的生命呈現方式,一種融進靈魂覺性活動的獨特心理形式。文人畫的智慧表達,不是結論,而是過程;不是觀念,而是生命;不是定性定義的傳遞,而是非確定性的呈現。非確定性是文人畫的重要特點,它將繪畫從前此的確定性中解脫出來。這樣就避開了中國哲學所警惕的“語言的困境”(如老子的“言無言”、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慧能的“不立文字”)。
(選自《南畫十六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