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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技術風險成爲科技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和前沿課題。我國學者對技術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技術風險出現的原因,技術風險的基本屬性,技術風險管理,我國技術風險研究取得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發展的方向等。
關於技術風險出現的原因。多數研究者認爲,技術風險的出現與技術的本質有關。作爲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種手段,技術與人的認識能力緊密相關。而人的認識能力往往是有侷限性的,由此生髮出來的技術也具有侷限性。隨着時代發展,特定階段的人類認識能力與技術的侷限性必然暴露出來,由此帶來技術與社會發展目標不相符合的風險,或是技術符合社會發展的短期目標、卻不符合社會發展長期目標的風險。同時,一些研究者認爲,制度失衡也會帶來技術風險:一方面,制度的缺失使得技術風險的防範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制度的複雜化也可能加大制度風險,並使技術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增大。
關於技術風險的基本屬性。一些研究者從實在論和構成論的雙重立場出發,探討了技術風險的基本屬性,認爲技術風險是在實踐中生成的,在實踐中實現實在性與構成性的統一。技術風險具有社會風險的一般屬性,其特殊性體現爲形成原因中技術的主導性及其影響的全球性、整體性和潛在性。在具體學科研究中,技術風險與其他社會風險一樣適用風險管理的基本方法。
關於技術風險管理。原子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體現出來的巨大破壞力,使人們對核技術的應用抱有極大警惕。20世紀60年代,農藥技術帶來的環境問題,進一步引起公衆對技術風險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從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個角度,對技術風險的識別、評估、控制等進行了大量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了相應的決策理論、管理理論、社會理論等。歐美社會紛紛設立專門的技術風險管理機構,如美國的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德國的技術評估局等,對技術研發及應用進行評估性管控。
關於我國技術風險研究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一些研究者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技術風險研究從無到有,在內涵界定、課題研究、方法論建構等方面都取得了積極成果。然而,當前我國的技術風險研究大多是基於吉登斯、貝克、道格拉斯、盧曼等西方學者的理論和方法而展開的,相對缺乏中國思想資源。這裏所說的中國思想資源,既是指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更是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風險研究,應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理論爲指導,立足於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技術風險之間關係的深刻認識,但與此相關的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還遠遠不夠。
關於我國技術風險研究的發展方向。一些研究者認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理論爲指導,吸收借鑑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關思想資源,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和人們普遍關注的技術問題出發,將使我國技術風險研究更具本土性和現實針對性。同時,我國技術創新的不斷推進,將爲我國技術風險研究帶來新的資源和課題。例如,我們可以預見,如果我國領先於世界的高鐵技術成爲技術風險研究的新課題並取得重大理論成果,將進一步增強我國技術風險研究的本土性和國際話語權。
(作者單位:湖南師範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