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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是擁有117年曆史的商務印書館,其成立標誌着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一家是有着536年曆史的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前者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印行5000萬冊,《新華字典》印行5億餘冊;後者出版的《牛津高階英語詞典》至今60餘年,歷經8次修訂,在全世界發行逾3500萬冊。
35年前,這兩家出版機構因爲《牛津高級英語詞典》等辭書在中國的出版走到一起;35年後,作爲中國和英國最權威的辭書出版社,匯聚一堂,共話辭書編纂的經驗與展望。6月8日—9日,商務印書館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在英國牛津大學聯合舉行辭書編纂研討會。牛津大學出版社英語教學出版部總經理彼得·馬歇爾,牛津英語大辭典編輯部總編輯米歇爾·普羅費特,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詞典部主管劉浩賢,商務印書館副總經理王齊,南京大學雙語詞典研究中心主任魏向清等詞典編纂專業人員和專家,回顧了合作的歷史,討論了以“牛津系列”爲中心的雙語學習型詞典的設計、編纂、翻譯、應用、推廣等問題,同時就數字化時代的辭書編撰與出版等問題展開富有建設性的對話。
以辭書推動中英文化交流
1478年,英國第一本書在牛津印刷出版。而兩年前,凱克·斯頓纔在英國製造出第一臺印刷機。這便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前身。已擁有500餘年歷史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譽,最爲中國讀者所知的是《牛津英語詞典》,一部先後用去71年時間編纂的“英語語言的終極權威”。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36號,是一幢蘇式建築,老一輩的北京人都知道這裏曾是中國文聯所在地。時光荏苒,過往雲煙漸漸消散,如今坐落在這裏的正是商務印書館總部——新的故事正在書寫。
1979年初夏,受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總編輯陳原的邀請,牛津大學出版社辭書部總編輯羅伯特·伯奇菲爾德出現在北京大學哲學樓的階梯教室裏。當日,伯氏演講的題目是“談談辭書編纂”,他的聽衆中坐着商務印書館外語工具書編輯室的全體編輯,這彷彿預示了未來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商務印書館在辭書領域的合作。
改革開放後,對向世界敞開大門的中國來說,語言是一個不得不攻克的難關,而英語正是衆多溝通世界的語言中最重要的一種。令人痛心的是,當時我們正面臨着外語詞典荒,尤其英語詞典荒。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建館以來,始終以“昌明教育、開啓民智”爲己任,加之具有編纂出版優秀辭書的歷史傳統,於是緩解並徹底解決七八十年來的辭書荒,成爲商務不可推卸的責任——商務印書館堅定了“雙名”政策:只與世界一流的外國出版社合作,只引進世界一流的語言工具書。
1985年5月,牛津與商務在香港舉行“中英詞典編纂研討會”後,正式簽約由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內地出版《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三版)。在雙方的精誠合作下,這部詞典成爲中國內地最權威的英語辭書,爲中國人走向世界、外國人走進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兩家出版社合作的35年,伴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征程,其共同出版的“牛津英漢雙解詞典進階系列”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積極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
時過境遷,雖然參與當年合作的人多已退出工作一線,但雙方新生代的辭書編撰者與語言學專家卻得以接續前緣,相聚於古老樸素的牛津城。
以職業精神服務讀者
編纂詞典是一項非常艱辛的工作,過程繁複瑣碎,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投入非常巨大。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在辭書編纂上都體現出深厚的專業知識和爲讀者服務的精神。以全球最受歡迎、最暢銷的英語詞典《牛津高階英語詞典》(OALD)爲例,自第七版開始,該詞典加入了“牛津3000詞彙”,並以鑰匙符號標示。這是由70多位語言學專家和資深英語教師仔細挑選出來,提示讀者重點學習的核心詞彙。其選詞標準有三個,首先是使用頻率高。編纂人員根據英國國家語料庫和牛津語料庫提供的數據,從中提取最常用的詞彙,這種科學系統的方式避免了個人主觀性,真實反映了語言的實際使用情況。其次是單詞適用的語境要廣,這也可以從語料庫裏分析出來。最後還要收錄一些使用頻率雖然不高,但十分有用的詞彙。
牛津大學出版社爲讀者服務的精神還體現在勇於創新。在去年推出的英漢雙解簡體字版《牛津英語同義詞學習詞典》裏,某些詞條被創造性地加上了詞義標尺:由灰色漸變爲黑色的箭頭圖案,直觀地呈現各個同義詞的語義強弱程度。這樣的設計對讀者掌握同義詞的區別非常有幫助。憑着多項創新的設計,這本詞典入圍英國文化協會英語教學創新獎。
商務印書館憑藉其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辭書出版品質,被牛津大學出版社邀請爲合作對象。在出版牛津系列詞典的過程中,商務印書館給予高度重視,高標準地嚴格選擇譯者,建立科學嚴謹的出版流程,以保證牛津詞典的權威品質。
牛津詞典進入中國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譯漢化,因此選擇譯者是關鍵。商務印書館設定了考覈譯者的標準:有翻譯詞典的經驗,英文理解能力強,漢語文字功底好,有嚴謹治學的工作態度。商務印書館在全國招賢納士,請大家參與試譯,最終經過兩家出版社的審讀評判,入選者僅佔1/4。
進入工作流程後,在翻譯中,要經過譯者初譯、主編複覈、兩岸三地的知名學者審訂的過程,以保證詞典最大限度地被不同華語地區的讀者接受。進入編輯出版程序後,詞典的每一頁都有兩位編輯互看審稿,然後由責編統稿,再由主任終審,最後交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定稿。商務印書館還專門聘請有經驗的資深英文校對負責此項工作,專人專職,保證了所有環節一絲不苟,有時候一部書稿甚至達到六個校次。此外,嚴格奉行“改必有據”的原則,且要求編輯只能參考原版書和權威工具書,僅此一項,就是對編輯耐力和功底的考驗。而正是這種嚴苛的要求,成就了這一系列詞典的權威性,才使得它在詞典如林的中國,一路領先,經久不衰。
以精誠合作共闖數字化新世界
面對近年來出現的電子詞典和網絡詞典的挑戰,商務印書館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負責人也坦誠地交換了意見。王齊介紹,數字化浪潮對商務印書館來說,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商務印書館的紙質版品牌辭書逆勢增長,市場佔有率進一步提升,反映了人們對精品和權威工具書的認同進一步加強;一方面,商務印書館爲了應對市場的快速變化,不斷推出電子書產品,如2006年上線的“工具書在線”、2012年上線的精品工具書數據庫,以及不久前正式上線的《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App。王齊表示,在這一領域,雙方還有很大的合作潛力可以挖掘。
牛津大學出版社沒有侷限於傳統的出版模式,十多年前就爲數字化出版打下基礎。上世紀90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便開始以XML數據格式編寫詞典內容,並着手開發計算機程序編纂詞典。現在,其數據格式和詞典編纂流程已完全實現電腦化,可供在電子平臺出版的詞典數據庫也已建立起來,不但大大加快了詞典的製作流程,還成功地在數字化出版市場搶佔先機。如今,牛津大學出版社正在不斷地拓展在線數字化出版內容。2000年,其第一個在線產品“牛津英語大辭典”上線,此後陸續推出多個數字化產品。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牛津大學出版社也積極整合現有資源,努力開拓新產品,如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業已在香港市場推出繁體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App。
製圖:張芳曼
《人民日報》( 2014年06月12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