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教育部醞釀啓動高校轉型改革，我國1200所國家普通高等院校中，將有600多所轉向職業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長期以來，“大學生過剩”、就業難與“技工嚴重缺乏、企業招工難”共生並存。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全國青聯新聞出版界別副祕書長吳永強對此解讀。

　　經濟之聲：推動職業教育大轉變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和企業招工難？您是否看好政策的前景？

　　吳永強：招工難和大學生就業難，可能會起到一些調整和改變作用。但是具體實際的效果，可能要等這個政策運行一段時間，尤其是這一部高校改革的政策實施和推動一個週期之後，才能會具體的底線。

　　經濟之聲：那您目前是否看好這個政策的前景？

　　吳永強：我對這個政策持積極肯定和樂觀的趨勢。1200多所高校當中，600多所要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培訓和轉換。當前大學生畢業學生多，就業難，既多也難，但是既不多又不難。爲什麼這樣來看？如果說相對比例來講，從我們國家高等人才所佔有比例來講，每年幾百萬的大學生，和整個的人才結構相比並不算高。

　　這些人之所以產生就業難，很大一個情況，就是相對這些畢業生聚焦於一線城市和中心城市這一因素，我們國家相當大部分的偏遠城市、經濟欠發達城市對人才需求和渴望依然非常的龐大。同時，人才到位的缺口也依然非常的龐大。如果，我們職業技能方面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甚至包括與經濟發達地區，比如說珠三角、長三角的技能型人才嚴重匱乏的這樣的情況，起到了有利的緩解，這個改觀程度是令人可值得期待的。

　　經濟之聲：這是您分析目前就業難的情況，一些個其他原因，包括城市的一些吸引力的問題，以及對於政策的分析。我們在從教育改革方向來看。我們注意到，這600多所院校指的是除了現有的1000多所高等職業院校外，1999年全國高校擴招後“專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有人表示不解：這不是又回到以前了嗎？我們應該怎麼來理解高等教育政策方向上的轉變？

　　吳永強：高等教育政策就像一個指揮棒，政策怎麼樣制定，然後社會資源的流向、配套、聚集和吸納就會隨着這個政策的指引，來發生重大的一個調整或者說偏移。有人擔心會退會之前的原來，這種理解有一些簡單或者說片面化。

　　因爲，這一輪教育改革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啓動的，當時是從200多所高校，然後把它兼併重組，整合成現在的1200多所高校。第一，可以說當時許多本來是專科院校的水準，但是在政策的偏移指導下，然後強力把它升格爲本科院校。當然了本科院校升格之後，一個是學校名聲叫起來似乎響亮和好聽了。第二，學校作爲本科院校向教育主管部門，向國家有關部門申請的教育支持的政策力度、資金、人力、物力、財力等等也有了比較多的一個提升。

　　所以，這也是地方院校熱衷於改專科爲本科院校的一個原因。但是，人才的培養是一個長週期的過程，不是說換了本科院校，它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水準就達到了本科院校的水平，這要有相當的過程。

　　經濟之聲：：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他們對追求更高層次的辦學趨之若鶩。如果把大批量的地方本科院校都轉爲職業教育，地方政府能提起興趣嗎？就好比“強扭的瓜不甜”。

　　吳永強：這就又涉及到一個大的問題。政策相當於是一個指揮棒，政策的指揮棒往哪裏偏移，社會資源就向哪裏去堆集和吸納。如果說我們對於600多所院校實施了職業技能化，只是讓他們承擔這麼一個角色或者說只是讓他們轉回到一個職業的水準，而不給予政策上的一個強烈支撐或者相應享有的一些支持力度都會得到減弱的話，這些院校乃至於包括地方政府也都不會過於熱衷。這就說明，這個制度改革後續的政策和制度要相應的跟上，使得他們能夠願意或者說認同於這樣的改變。

　　經濟之聲：確實像您說的，僅僅把它學校的名稱改變並不是最根本的變化，那您談到的後續的政策它的着力點應該在什麼方向？

　　吳永強：後續的政策着力點就是教育的政策落實，我們要歸結到教育的本源，就是到底培養什麼樣的一個人才。那麼從學齡上來講，高等教育是一個人格養成的過程，是一個綜合能力的培養；從社會層面上來講，要培養學以致用的人才，現在若干的院校，雖說名聲很大，社會程度影響的也是很大，可是推出來的畢業生，並不一定能夠在社會的實踐工作當中起到紮紮實實有效的作用，造成了學校培養和社會需求兩張皮非常脫節的現狀。這不是我們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不是我們高等教育所應該秉持的一種規格。

　　所以，在今後的政策調整下，怎麼樣結合培養人格養成的高等教育的學子，培養社會需求和學校教育相結合的畢業生，這是一個重點。

　　經濟之聲：確實，咱們再從學生角度來說，如果我上一個本科的話，可能感覺還是比較好聽的，而且就業可能方向更好一些。如果又退回來我上的一個職業學校的話，感覺再職場中競爭力又弱一些，這種困擾就像您談到的在社會中它的需求也有所阻礙，您覺得這種平衡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吳永強：這就說明是一個社會大環境的問題，同時也說明教育體制改革其實是一個社會統籌性的問題。比如教育這塊實現了改革，也就是說應用社會具體的職業技能教育，可是社會的用人需求單位，可是社會人們評判的分上，依然是選擇本科、選擇名校、選擇研究生等等之類的這些，那這就說明，這邊培養出來的職業技能學生，到了社會上是被視做二等公民，得不到一個社會公平競爭的一個對應和待遇。這也就說明我們整個體制層面要進行一個綜合配套的改革。

　　當然，教育部門不可能對社會全面的進行改革，但是它對革作出的這個方向，我們更高層級的國家決策部門應該應用這種改革的變化，在其他的政策配套方面作出了調整。比如，雖然實施了多年，一視同仁，可是在實際的用工單位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這些機構當中，依然還是把畢業院校分出了三六九等，在入職各方面設置了很多的門檻。這幾年所達到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對女畢業生的就業排斥似乎越來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