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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學生村官到鄉村、尤其到邊遠貧困鄉村,能幹成多少事情,成就多大業績,奔出多遠大的前途?恐怕誰也不會寄予太大的期望。在大家看來,實施大學生村官計劃,有提高村級幹部整體素質的現實原因,有農村人才流失的時勢原因,更有大學生就業難與缺乏基層鍛鍊雙重考量的直接原因。
實踐中,農村幹羣對大學生村官的到來,態度各色各樣,評價上也參差不齊。如果說,有哪位大學生村官能得到衆口一詞的讚揚,那一定是做出了不起的貢獻。李西桂就是這樣。
其實,細讀李西桂的事蹟,似乎沒什麼驚天動地。他做的,一般大學生村官也能做。但關鍵是爲何而做?關於這個問題,李西桂說:“做這些事不是爲了領導賞識提拔,不是爲了出名獲利,而是爲了看到村民幸福的笑容。”
這讓筆者想起我國古代的一段著名對話。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這段話出自《論語·雍也》,對話中孔子的回答大致是說: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就是比堯舜還強的聖人。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就是“聖賢”,這也是我國自古至今許多仁人志士的理想。這種“重民本”的思想觀念,代代相傳。黨“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就是對古代民本思想的發揚。革命也好,改革開放也好,全面深化改革也好,都是爲了人民的福祉。
李西桂講希望看到村民幸福的笑容,其實深刻地道出了衆多大學生村官想在鄉村做出點事情、幹出點名堂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這說起來簡單,但實現起來委實不易。
李西桂從浙江到雲南上大學,畢業後到雲南偏僻落後的苗族山寨當一名大學生村官,所感所見,震撼了他的心靈,促使他下決心去進行改變--
他與另一位大學生村官一起不懈努力,爲村小學申請到“免費午餐”的10萬元啓動資金,以及保證學校兩年正常運轉的資金40萬元。當三角村學校的孩子和老師們吃上可口的“免費午餐”時,臉上盪漾起開心的笑容。
他通過各種方式,倡議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發起“暖冬”行動,短短時間裏價值10萬元的愛心包裹從四面八方寄到三角村。2萬多名村民在在料峭的寒冬裏穿戴上暖暖的冬衣、手套、棉鞋離別火塘,走出家門。山溝裏迴盪着他們朗朗的笑聲。
他爲了改變村民的貧困狀況,牽頭創辦了三角村魔芋種植專業合作社,同時帶領村民發展林下養雞、山羊養殖、並準備將村裏的臘肉、竹筍、蕨菜等特色農產品通過市場及網絡營銷出去,讓收入逐步增加的苗族鄉親舒展開了臉上的愁容。
作爲大學生村官,李西桂可以說是最小的“官”。但正是他這樣無數位最小的“官”,卻是一國一黨的爲政之本。《禮記》雲:“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爲政,正是通過李西桂這樣無數的村官去落實的。有了他們,才能讓一方百姓受惠,才能讓中央的“仁政”落地。
唐代白居易在地方做官時,每到一處都力爭多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他在杭州修白堤,灌溉土地。後來他到忠州,號召開荒生產,減輕農民負擔。他還經常席地而坐與民同樂。有些官員說他“貴賤雜處,不成體統。”白居易對這種議論毫不理睬,因爲他檢驗自己施政的標準不在官員而在百姓。後來,忠州人爲了紀念這位愛民的好官,爲他建了“白公祠”。
官員不管大小,“爲人民服務”的使命是一樣的。李西桂知道,吃得了常人難歷之苦,忍得了都市人不堪之寂寞,不是自己來到這裏的目的。只有努力爲羣衆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爲加快美麗鄉村建設步伐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纔不辱一個大學生村官的使命。
《老子》雲:“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意思是說,既然要爲民衆服務,就必須處處以民衆的需求着想;如果要領導民衆前進,就必須將民衆的利益擺在自己的前面。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好東西,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質營養。
對於李西桂來說,怎樣才能檢驗出自己所幹的事情有意義?莫過於村民臉上發自內心的幸福笑容。與過去的“上山下鄉”不同,國家出臺的大學生村官有關政策,並沒有鼓勵和要求大學生到農村去“紮根”,他們有的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總歸要離開。那麼,這幾年的經歷對大家來講,是人生的第一份職業、是“衣服”上的第一個“釦子”。當某一天完成村官使命要離開的時候,我們給鄉親們做了多少有意義的事情,鄉親們也一定送還我們多少首肯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