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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9月全國政協“迎接21世紀”論壇上,阿蘭·佩雷菲特(左二)、全國政協常委王光美(左三)和法國駐華大使白樂尚(左一)等在一起交談。
中法建交50年,發生過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兩國有許多賢達爲中法關係的順利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法國著名對華友好人士阿蘭·佩雷菲特就是其中一位,雖然他已仙逝十餘年,但其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腦海中浮現。
佩雷菲特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史冊上是一位非凡人物。就從政而言,他在1958年戴高樂重返權力後當選爲首屆國民議會議員,並在戴高樂、蓬皮杜和德斯坦執政時期任過8次政府部長;就從文而言,他著作等身,以《法國病》《信任社會》《戴高樂其人其言》等名著而享譽國內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蘭西學院院士。而我對佩雷菲特的深切懷念則更多地來自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他對中法友好偉業做出過獨特的重要貢獻。
佩雷菲特的第一個貢獻是早年在波蘭發現拿破崙關於中國覺醒名言的史實。1954年,這位法國駐克拉科夫的總領事曾從當地一家舊書店裏淘到一套蓋有波蘭親王恰爾託雷斯基藏書印章的探險記,並對其中的《跟隨馬戛爾尼勳爵的使團在中國和韃靼的旅行紀實》一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此書講述英國馬戛爾尼勳爵1791年—1794年使華和在承德覲見乾隆皇帝的始末。在閱讀中,佩雷菲特無意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祕密:當年拿破崙不僅讀過該書中由斯當東和巴羅所寫的兩部紀行,而且在這兩部紀行的啓發下說過:“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爲之顫抖。”從此,佩雷菲特步入研究中國歷史的殿堂,同東方的文明古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佩雷菲特的第二個貢獻是繼承和發揚戴高樂的對華友好傳統,致力於發展中法關係。據統計,從1971年至1999年期間,佩雷菲特一共訪華18次。1973年、1980年和1997年,他先後陪同當時的蓬皮杜、德斯坦和希拉剋總統訪華。1996年和1999年,他先後兩次採訪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通過這些高層交流,佩雷菲特對於增進中法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促進兩國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佩雷菲特的第三個貢獻是以極大的熱情研究當代中國,並通過《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爲之顫抖》和《中國已經覺醒》兩書,預言中國在21世紀的偉大覺醒。誠然,作爲西方的政治家和大學者,佩雷菲特有其自己的歷史觀、文明觀和價值觀,但這並不妨礙他以中國人民之友的身份,以客觀而友好的態度來看待中國社會的鉅變和未來的發展前景。
1973年,佩雷菲特出版了《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爲之顫抖》。這是他在1971年率法國議員考察團訪華,三次見到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並長途跋涉考察18個省的基礎上撰寫的。佩雷菲特在這本書中描述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進行的偉大長征和他們所選擇的“中國道路”,以及新中國取得的各項重大成就。至於佩雷菲特用拿破崙的名言作爲書名,預示中華民族復興,這一做法非同尋常,使該書大放異彩,起到了震驚世界的奇特作用。
1996年,佩雷菲特出版了《中國已經覺醒》,這是他在中國深入改革開放時所寫的一個姐妹篇。此書雖然談到了一些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問題,但基調是積極評價改革開放的中國,預言中國在21世紀必將成爲世界“第一強國”。佩雷菲特熱情讚揚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堅決主張努力發展中法友好合作關係,特別是兩國經貿合作。
佩雷菲特的第四個貢獻是同中國學術界進行廣泛接觸,大力促進中法歷史文化交流。在1980年至1988年期間,佩雷菲特曾6次訪華,在北京大學教授張芝聯等中國學者的鼎力相助下,以堅強的毅力研讀由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關於馬戛爾尼勳爵18世紀使華的檔案法文譯稿,並在此基礎上,在1989年出版其中英通史專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成爲中法、中歐之間進行歷史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1999年11月27日,佩雷菲特在巴黎逝世,走完其74年的艱辛人生。噩耗傳來,我感到非常悲痛。佩雷菲特生前所作的獨特貢獻爲中法兩國留下了一份豐厚的遺產——將中法友好偉業世代相傳下去。
我深情地懷念佩雷菲特。我彷彿看到他身着法蘭西學院院士服、聳立在武漢大學美麗校園裏的半身銅像,也彷彿聽到他從中國大地上發出的心聲: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