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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王衛東辦了18年的職業教育。環顧合肥目前的民辦中職學校,辦學超過10年的,已爲數不多。
22歲那年起,這個從大別山走出來的年輕人就堅信,職業教育可以改變人生,尤其是家貧的農村學生。
爲此,大學畢業剛兩年,他就帶着根深蒂固的理想主義情結,踏上了職業教育這條“不歸路”。從當初帶着一個班的學生四處“打游擊”,賃屋上課,到今天擁有了佔地130多畝、20000多平方米建築,並且屬於自己的校園,箇中的辛酸苦辣,他體會很深。
早在10年前,就有身邊的人不斷地作出善意的提醒,“爲什麼不去辦普高,只要升學率高,就不愁生源。”現在,王衛東所在的安徽省肥東縣的民辦普高非常紅火,在招生數量和教學質量上完全可以和公辦學校相“匹敵”。
但是,對於這樣的建言,固執的王衛東總是置之不理,他甚至感到,“如果自己放棄了職業教育,就是一種恥辱。”
可是不久前,王衛東似乎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在自己的校園裏又創辦了一所新的普通高中——合肥藝術中學。
“難道他真的扛不住了?”面對外界的質疑,不惑之年的他解釋道,“這不是放棄,而是突圍,還是爲了回到職業教育”。
“辦學18年了,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到底在哪裏,將要去哪裏。”王衛東堅定地說。
曾經是生源大戰的旁觀者
王衛東創辦的安徽華夏旅遊學校沒有“招生辦”,一度讓很多職教界的人“摸不清頭腦”。
衆所周知,對於民辦中職學校的發展來說,生源壓倒一切。華夏旅遊學校一直擁有穩定的生源,這歸因於學校創辦之初就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把職業教育當作公益事業來辦。
1997年,王衛東從安徽大學旅遊管理專業畢業,隨後分配到旅遊企業工作。沒隔兩年,他就下海創辦學校。專業背景和工作經歷,讓他敏銳地意識到,旅遊業和職業教育將是未來的朝陽產業。
在連續兩年的招生過程中,王衛東發現,學校的生源大多來自農村,但是因爲家庭貧困,還有很多學生初中之後就輟學了,他們與職業教育失之交臂。
“其實,一桌菜,就是添副碗筷的事情。”王衛東決定,採取“添人不添班”的方式,把各個班級空缺的數十個座位留給那些家庭貧困的孩子,減免其學雜費。“其實這樣做,辦學成本並沒有增加多少。”
因爲這項“福利”,越來越多的貧困生被充實進學校的教室,這時,王衛東開始醞釀更大膽的計劃,“能不能把免費的範圍擴大到全校”,前提是,得有人願意爲學費埋單。
2002年,王衛東試着和一些旅遊酒店進行談判,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雙方達成協議:學生第一年在學校上課,第二年在企業實習,第三年回到學校回爐提高。用人單位只需把學生第二年實習的勞動報酬返還給學校,而學生不必支付任何學費。此後,有60多家知名的旅遊企業加入進來。
據他分析,這樣的“校企合作”模式對企業、學校和學生三方都划算:企業提前爲簽訂的學生交費,從而解決了招工問題;學生免除了學費,解決了家庭的後顧之憂,同時積累了工作經驗,可以直接上崗;學校的好處是,在第二年就可以收回培養一屆學生的成本,從而提高了資金的利用率。而這一點,對民辦學校的發展至關重要。
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學生只有真正在企業實習一年後,才知道自己適合不適合這個專業,如果不適合,回來之後還來得及調整專業。”
直到2006年3月30日,教育部才發出了《關於職業院校試行工學結合、半工半讀的意見》。作爲“率先吃螃蟹”的人,王衛東得知消息後欣喜若狂,“工學交替”的教育模式有了政策上的依據。那一天,他逢人就說,“這個政策好像就是爲我們定的。”
誰都難逃“生源困境”的普遍現實
不過,沒有一勞永逸的辦學模式。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困人口不斷縮減,農村學齡人口也在不斷下降,貧困生數量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加上各地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戰,無形中對華夏旅遊學校原有的招生模式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我們是不是也要走上‘搶生源’的老路上去?”王衛東無法在辦公室裏做到超然物外,內心變得糾結起來。
去年起,華夏旅遊學校開始向省內各地派出招生小組,進行招生宣傳。然而,在招生市場上,他們必須面對的尷尬現實是,“每個學生後面都是一大堆人在盯着,有的是招生“代理”,有的是學生的初中班主任,有些人甚至騎着摩托車挨家挨戶地在農村作宣傳。”
一位安徽教育界人士向記者透露,學校能不能招到生源,不是靠教學質量,而是在於這個學校“講不講誠信”——招生“代理”或初中班主任能否拿到中職院校承諾的“人頭費”,這已經成了不少地區普遍存在的“潛規則”。他感慨道,“如果這次失信了,今後學校連門都不讓你進,你根本作不了宣傳。”
“招一個學生,有的學校甚至支付1500元甚至3000元的費用,幾乎要達到一年的學費。”據他分析,這些學校爲招生付出了過高的成本,往往招得越多,負擔越重,學校最終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他看來,“生源大戰”中,公辦中職學校同樣也不示弱,“比如,很多縣裏的職教中心校長兼任縣教育局副局長,爲的就是通過行政的力量,確保該校的生源。”
面對“生源大戰”,如今的王衛東只能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學校生存壓力下,他沒有充分的選擇權,但他心裏清楚,“市場規律被無限放大,教育規律不受重視,中職學校在招生上投入如此大的精力,還有心思考慮其他問題嗎?”
爲此,他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底線,“一定要招真正想來、適合上職校的孩子,讓他們上最適合自己的專業,否則就是昧着良心忽悠人。”
“‘抓壯丁式’的招生,根本沒有考慮學生的意願,必將導致生源大量流失。”他分析道,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很多來自農村的家長、學生對職業教育根本就沒有清晰的認識,所以他們在強大的招生宣傳面前,往往失去了自己的主見。一旦學生入校後,發現專業不適合,爲時已晚,進而對職業教育喪失信心,由此作出負面評價。“一傳十,十傳百,由此形成惡性循環,招生越來越難。”
上職高還是參加高考,讓孩子多一次選擇
爲此,王衛東希望,招生之前,能給家長、學生的需求作一個清晰的定位,真正做到“以學生爲中心,尊重他們的意願。”
前不久,華夏旅遊學校在安徽亳州舉辦了一場面向學生家長的“定位輔導課”,當場便有50位家長爲孩子預報名。接下來,該校計劃和全省各地中學建立聯繫,以“送定位課上門”的方式幫助學生們認識職業教育,規劃自己的成長路線。
“也就是一節60分鐘的課,對家長和學生都有好處,但就是這樣的培訓,很多地方一直沒有人去做。”王衛東有些無奈地說。
“我們只能用教育的手段,解決教育的問題。”在王衛東看來,這樣的培訓是當前教育缺失的內容,只有讓家長學生深刻地認識職業教育,消除信息的鴻溝,才能解決當前“就業旺,招生冷”的問題。
“花錢招生的路子,遲早要走不通。”在他看來,在高度發達的信息化社會,今天還使用“人盯人”的戰術進行招生,實在是有違時代的潮流。日前,他的團隊開始了新的嘗試——搭建大數據平臺,通過網絡展示,與目標客戶直接對接,“滅掉中間商”,進行精確營銷。
“最根本的,是要重構家長、學生對職教的認識。”在王衛東看來,之所以創辦普通高中,就是爲了架起一座橋樑,把更多的學生吸引過來,從而讓他們接觸職高、認識職高,最終選擇職高。
“農村家長對職業教育缺乏瞭解,加上普通高中擴招,他們往往會隨大流選擇普高;城市家長要面子,認爲孩子讀職校,面子上掛不住。”王衛東時常發現,那些成績後進卻動手能力強的孩子,因爲沒上職校失去了一次“重新翻盤”的機會。
過去招生中,一聽說是職業學校,沒有普高,很多家長都不感冒,再好的教育理念也激發不起他們的興趣,這讓矢志職業教育的王衛東無奈之極。
“作爲學校,必須肩負起引導的使命,現在我們提供菜單式教育,這裏即可以上職高,拿到五年制大專學歷,也可以上普高,參加高考。”據王衛東介紹,學生進校一個學期後,學校對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評估,提出客觀的建議,學生可以重新定位和調整,在普高與職高間作出明確的選擇。“現在,很少有公辦學校可以做到,不過民辦教育的優勢就是體制靈活。”
“更重要的是,對於處在未成年狀態的學生來說,這等於給他們一個糾錯的機會。”他表示,“我們就是在探索一種新的教育模式,消除普高與職高的界限,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