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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76》:袁敏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衆多媒體都用不小的篇幅報道了一個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小人物的猝然離世。38年前,正是這位當時只有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綽號蛐蛐兒),在“文革”末期“四人幫”加快篡黨奪權步伐的緊急關頭,製造了一份“總理遺言”,它像一把匕首,讓意欲篡黨奪權者十分恐慌,並下令追查遺言製造者。而正是這樁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案件,讓一些人的命運從此發生改變。袁敏就是其中的一員。
若干年以後,袁敏回顧這段歷史,提筆寫下了《重返1976》。歷史的宏大敘事雖然由史學家揮筆撰寫,但親歷其中的渺小的個體如果能從不同的角度回憶歷史、記錄歷史,某種程度上也能彌補宏大敘事留下的邊角空白,他們共同的追索,或許能爲恢復歷史的整體風貌提供具有史料價值的筆墨。
在我看來,袁敏這部書裏蘊含着三個“史”:第一,是後“文革”的時代史,1970年以後是後“文革”,我是老三屆中最年輕的一代,我們對前“文革”(1966年—1969年)記憶猶新,後“文革”時代史,因爲有非常重大和波及全國的事件——“總理遺言”案件的發生,顯示出了特殊的意義。第二,是家族的精神苦難史。第三,是作者個人的心靈成長史。袁敏通過這部作品,把自己的心靈成長過程寫了出來。這三部“史”的交錯,使我們看到作者嚴肅的創作態度,鍥而不捨的追求。她像要破譯某種密碼的偵探一樣,近乎狂熱地完成了這部紀實文學作品。
首先,作品通過一個家庭的遭遇,藉助青年女工的眼光,折射出特殊的社會背景,角度雖小,事情很大。作者從個性化的角度,講述了家庭突如其來的災變和自己面臨的選擇,寫得非常非常的厚重,有深到骨髓的悲涼。
其次,袁敏在講述自己家庭劇變和個人命運歷程時,她有自己明確的價值取向,對主人公蛐蛐兒的命運,始終保有濃厚的悲憫情懷。在剖析中有同情,在調侃中有欽佩,畢竟蛐蛐兒那個時候只是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他的英雄情結與後來的悲劇命運留給我們深深的思索。袁敏把案件中命運相似但是不同結局的一羣人寫出來,而且刻畫得非常準確。假如作者沒有悲憫的情懷,很難寫出這麼多位不同類型和性格的時代青年。我覺得袁敏是用自己的筆挖掘出了一個時代的化石,再用文學的顯微鏡展示給我們。
最後,這是一個特殊而難寫的題材,但袁敏顯示出了把握這一特殊題材的才氣和機敏。有時候作家選擇題材和題材選擇作家是一種相互的關係,袁敏是最切身的貼近“總理遺言”這一事件的一個人,這一題材有人寫過,但袁敏作爲這個事件的當事人和親歷者來寫,而且歷史經過再沉澱之後寫還是不一樣。同時大家的視野也更開闊了,對歷史事件也多了些參照。再看《重返1976》,袁敏重新把我們帶入了1976年特殊的背景裏,以一批青年才俊,一幫目光清澈的熱血青年來展示歷史,觀照當下,含義格外深刻。據說許多年輕的朋友也很喜歡這本書,這也證明了在今天娛樂至上、物慾橫流的同時,還有這樣充滿着正能量的年輕人,還有這樣關心祖國前途命運的讀者朋友。
作爲有社會責任感和文學使命感的袁敏,在客觀中表現主觀,運用不同的視角把蛐蛐兒這個人物塑造得非常好,在紀實文學裏面是少見的一個典型。書裏涉案的其他人也寫得不錯,性格鮮明、形象生動、細節飽滿,包括他們對命運的抗爭、對理想的追求,甚至烙下時代印記的美麗浪漫的愛情;細膩感人的兄妹之情、母女之情、父子之情,寫出了那個時代的有爲青年的青春理想和激情抱負。從文學角度來說,袁敏是幸運的,她經歷了別人無法替代的、痛楚而又深刻的人生磨難,把一個不幸的事件經過30多年沉澱後重新展示給我們。我們這些幸運的讀者分享了袁敏的思考,也分享了她在不幸之後投入的文學的激情,分享了她難能可貴的悲憫情懷。這份厚重的歷史的文學標本,被袁敏鄭重地挖掘出來,投射下許多讓人思索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