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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時勢”,但歷史上能“造時勢者”實屬少數,更多的時候,我們讀到的是一些比較哀怨的聲音。左思有“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的慨嘆,王勃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感慨,蘇軾更是以“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自喻,他們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翻開歷史,如馮唐、李廣身負雄才,卻難遂志願者,車載斗量,正如古人所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漢文帝之時,外有匈奴侵掠邊境,內有諸侯王蠢蠢欲動,加之天下初定,百廢待舉,正當多事之秋、用人之際。賈誼胸懷治國大略,國事應答如流,可謂滿腹才華,生逢其時。然而文帝受讒言蠱惑,逐漸疏遠賈誼,竟將其貶謫長沙。
李商隱獨闢蹊徑,選取賈誼自長沙被召回時的一幕場景,寫了發人深省的《賈生》一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文帝舉行祭祀完畢,與賈誼談至深夜,但不是垂詢治國安民之道,而是窮究鬼神之本源。李商隱《賈生》一詩,表面是慨嘆賈誼不遇其主的不幸,實際卻是在諷刺文帝不任賢才的愚蠢與可悲。
賈誼最後抑鬱而亡。他生在國家憂患之際,本當竭力爲國遠慮,可惜到最後也實現不了理想抱負。汨羅江畔,賈誼表面吊屈子,內心又何嘗不是飽含對文帝的失望?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任務,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才,但相比生逢其時,還需生逢其人。
讀到此處,想到了春秋時百里奚的遭遇。百里奚出遊列國求仕,歷經宋、齊不用,身爲虞大夫而虞國亡,後來在秦國主政,卻促進了秦國的崛起。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何也?“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司馬遷一席話道出其中奧妙,人才不僅在於發現,還在於使用,而用與不用又恰在於用人者之明與不明。倘若不量材而用,視寶玉爲瓦礫,人才與庸才又有什麼區別?
當然,天下人才無數,而賞識者因時間、精力乃至視野所限,並非能識遍所有人才。因此,生逢其時的有才之士,不應去學姜太公釣於隱溪,而應有勇氣展露才華,甚至毛遂自薦。
韓信有大將之才,跟隨項梁無所知名,後跟隨項羽,“數以策幹項羽”,積極進言獻策,亦不被採用,官職僅爲郎中。後來跟隨漢王,多次主動與蕭何交談,始有“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美談,並獲得蕭何力薦。默默無聞的韓信能擔任大將軍之職,雖離不開蕭何知人的才略、離不開漢王善任的膽識,但更離不開毛遂自薦的自信和審時度勢的智慧。倘若韓信一意消沉,自己不努力爭取,今天世上怕就沒有幾個人知道還有韓信這個將才了。
以上幾人,百里奚、韓信終能施展才華,賈誼卻只有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慨嘆,最終身死人滅。同樣是生逢其時,卻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遭遇。這裏既有伯樂是否賞識的偶然性,又有自身審時度勢的能動性。只有二者兼備者,纔有可能得到實現人生理想的機會。
我們身處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我們身邊也不缺乏各種各樣優秀的人才。要想致力於國家的建設,實現人生的理想抱負,不僅需要有虛懷若谷、求才若渴的“伯樂”,更需要有勇於擔當、積極向上的“千里馬”。只有這兩者能夠緊密結合,纔有可能做出一番事業來。
《人民日報》( 2014年08月05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