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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題材“50後”作家寫不了,“60後”“70後”寫不好,“80後”具有天然優勢?
●在中國的現代語境中,城市文學是先鋒文學最重要的載體?
●僞裝的都市氣息使城市文學淪爲一種取悅讀者的題材?
●能否找到有創造力的文體和語言來形塑城市及其美學?
中國的城市文學從哪裏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本雅明論波德萊爾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深感興趣。如果從主題來看,波德萊爾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稱之爲“城市文學”,在分析其詩作《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時,本雅明如此論述:“這首十四行詩要講的就是:使大都市人着迷的形象恰恰來自於大衆……像博蒂代所言的,這些詩只誕生於大都市……這是隻有大都市人才能體驗到的。”本雅明由此進一步分析波德萊爾(當然也包括巴爾扎克)作品呈現出來的一種現代都市精神狀態,“害怕、恐怖和不合心意是大都市人流在那些最早觀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覺”,“對‘文明’的症狀具有敏銳眼光的瓦雷裏標識出了其中一樁有說服力的事實。他寫道:‘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又退化到野蠻狀態中去了,也就是說,又退化到了各自爲營之中。那種由實際需求不斷激活的、生活離不開他人的感覺逐漸被社會機制的有效運行磨平了,這種機制的每一步完善都使特定的行爲方式和特定的情感活動……走向消失。’”這一論述在社會學家西美爾那裏得到了確證,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中,西美爾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集中討論了大都市人的心理特徵,以及由此產生的審美變化。
上述引用種種,並非是故作理論的高深,而是想提供一個簡單的背景:城市文學的起源和發展,並非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具體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在19世紀創造了其輝煌的象徵體——現代大都市(其中尤其以巴黎爲代表)——同時也召喚出了其在審美上的對應物,這就是城市文學:一種是現代主義式的,以波德萊爾爲代表;一種是批判現實主義式的,以巴爾扎克爲代表。
在這樣的視野中來談論中國的城市文學,應該會有更清晰的脈絡。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城市文學”在上世紀30年代才告發生。現代主義式的城市文學以“新感覺派”爲代表,批判現實主義的城市文學以茅盾的《子夜》爲代表,它們幾乎與中國現代唯一的大都市上海共生。這不過是文學史的常識,但卻蘊含着某些重要的問題。比如,無論是從文體的創造還是語言的革新上看,“新感覺派”和茅盾都同屬於上世紀30年代的“先鋒派”,現在我們只知道茅盾是左翼作家,卻忘記了“新感覺派”從一開始就標榜自己的左翼立場——當然,左翼在此更指一種審美上的激進姿態。也就是說,城市文學在中國的現代語境中其實是先鋒文學最重要的載體,藉着對現代大都市的書寫,文學開闢了對人性的新的審美表達。
景觀化的城市寫作往哪裏去
毫無疑問,與上世紀30年代相比,21世紀的中國更具有“城市文學”發生發展的土壤。上世紀30年代不過是上海作爲“東方的巴黎”一枝獨秀,北京那時候還以“北平”爲名做着京派的舊夢,而上世紀90年代以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憑藉巨量的經濟數字和人口流動,儼然已經成爲國際化的大都市。在這個時候來討論“城市文學”,套用一下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的說法,當我們討論城市文學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麼?
批評界樂於作出秩序井然的劃分,比如認爲“50後”作家寫不了城市,“60後”“70後”作家寫不好城市,於是,“80後”就被寄予厚望,被認爲在城市文學創作中具有天然的優勢。我一度也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並不無偏見地且帶有優越感地爲這種“80後”的城市寫作進行鼓吹。比如我曾經編選《2011年短篇小說選》,就粗暴地將所有非“城市題材”的作品排斥在外。又比如,我在論述張悅然的一篇作品的時候,想當然地將其與日本作家青山七惠、臺灣作家胡淑雯放在一起論述,其背後的潛意識,大概也是覺得她們同屬於一種“大都市寫作”。但是這背後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是西歐文學的標準嗎?或者是經過修正後的以村上春樹(經過林少華的翻譯)爲代表的日本文學的標準?一個事實是,在一些青年作家的早期寫作裏,那種僞裝的大都市氣息違背了“城市文學”的本來之義,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保守,自戀,戀物。這種寫作呈現出高度“景觀化”的特徵,它迴避了“城市文學”本有的先鋒性的起源,而僅僅是將“城市寫作”視爲一種取悅讀者的題材,並將其最大限度地“小資化”。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城市化——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爲代表——在一開始就與巴黎、東京完全不同,它在不斷地尋找自己的座標,在內部和外部不停地改造自我和改造他者。在上世紀40年代,對於城市的改造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大概是文學上的典型代表。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寫作中,這種東西被我們刻意壓抑並遺忘了。青年寫作者,比如“80後”一代,如果不能意識到這種差異,大概就只能成爲村上春樹的附庸,甚至只能成爲安妮寶貝的附庸。中國的當下不同於波德萊爾的時代,卻同樣要求生產出自己的“城市文學”——真城市文學而不是僞城市文學。在此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城市屬於誰?你的還是我的?你們的還是我們的?
這並非要做一種簡單的對立劃分,而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的城市中存在着巨大的張力。真正的城市寫作要求的是一種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呈現。理解城市的肌理和理解語言的肌理是同構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沾沾自喜式的勝利者的口吻或者是類似於“農家少年負笈都市”的自卑者說都顯得矯情且平庸。對於更年輕的作者來說,可能城市已經內在於我們了,但我們能否找到足夠有創造力的文體和語言,來形塑我城、你城、他城——最終的標準也許是,由此建構出來的美學,恰好能夠顛覆掉對於城市的那些景觀化的、平面的“僞裝”。
法國浪漫派作家塞南古不無憂鬱地說過一句話:“人並不絕對需要一座城。”我最後的疑惑是,我們也許並不絕對需要一種所謂的城市文學,有文學不就已經夠了嗎?
作者簡介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爲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化。
《人民日報》( 2014年08月05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