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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歌劇《遊吟詩人》劇照。
人們今天通常將朱塞佩·威爾第創作於19世紀50年代的三部歌劇稱作“中期三大傑作”,也就是《弄臣》《遊吟詩人》與《茶花女》。
相比威爾第早期作品常常迷失在過於宏大構想下的繁雜細節中,抑或晚期因熱衷於政治事件、爾虞我詐導致作品裏充滿過多的陰暗氣息,上述這幾部作品是如此討人喜歡。它們在情節的戲劇性、音樂的可聽性以及供歌手自由發揮的空間等方面取得了最佳的平衡,是絕大多數歌劇觀衆初聽威爾第時自然而然的選擇。即便對於老戲迷來說,平時最願意塞進播放器裏的唱片通常也是這三者。國家大劇院從善如流,排演的6部威爾第歌劇中,這3部全都名列其中。《遊吟詩人》就於今年5月在國家大劇院歌劇廳首演。
《遊吟詩人》的故事取材於當時在西班牙大紅大紫的同名戲劇,劇本作者是安東尼奧·古鐵雷茲。從劇本中不難體會出作者當時有意迎合觀衆所費的苦心——比如選擇了常令啓蒙主義時期的歐洲人魂牽夢繞的“遊吟詩人”傳說作爲主題。遊吟詩人是一羣在11—13世紀從法國南部、西班牙北部的歐西坦尼亞地區興起的族羣,他們吟唱自己譜寫的詩歌與歌曲在歐洲各地流浪,足跡遍佈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甚至希臘。但丁在學術著作《論俗語》裏如此定義當時遊吟詩人們的作品:辭藻華麗,音樂性強,是詩意的虛構。儘管遊吟詩人的潮流早在14世紀黑死病盛行時就在歐洲終止,但幾個世紀後,遊吟詩人的故事依然在歐洲的街頭巷尾廣爲流傳——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搜索到兩百多位遊吟詩人有據可查的史實,他們曾經的生活已經成爲歐洲歷史中極爲重要的一頁。觀衆對他們的經歷嚮往不已,更希望能在舞臺上看到他們的故事,這也是《遊吟詩人》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
除了“遊吟詩人”的主題之外,古鐵雷茲還選擇將其他一些討巧的元素融合到劇本里,比如尋找機會復仇的吉卜賽婦女以及她身上攜帶的三代仇怨,比如親生兄弟爲了感情與政治而勢不兩立,再加上一個忠貞不渝的甘願爲愛情犧牲生命的女性角色。在改編成歌劇腳本時,威爾第找來了此前多次合作過的劇作家薩瓦託雷·卡馬拉諾——這位那不勒斯詩人曾經是另一位意大利歌劇大師唐尼采蒂的“御用”劇本作者,他作品中的戲劇性與抒情性最爲人稱道。正是他把原作中如大雜燴一般的流行元素熔爲一爐,創造出了故事扣人心絃、詞句優美精緻的意大利文劇本,以此爲基礎,威爾第也得以寫下他一生中頗爲著名的一部歌劇作品。
《遊吟詩人》的故事有着過於強烈的時代性,所以相比《弄臣》與《茶花女》來說,劇本的藝術性在今天看來是相對較弱的,那些19世紀的觀衆們喜聞樂道的出彩之處,在今天卻難以引發共鳴。也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爲了幫助觀衆理解劇情,國家大劇院版的導演德·安納刻意安排了許多指示性的元素,比如歌劇結尾處水晶球裏的白衣女子,據導演的闡釋,這代表着“吉卜賽婦女實現了復仇,她母親的靈魂終於得以安息”,雖然看似畫蛇添足,其實是不得已而爲之。
從過去一些作品來看,德·安納擅長使用燈光變化及豐富的道具打造充滿細節的舞臺,慣用顏色鮮豔的服裝及旗幟組織起大場面的調度,這些元素均沒有在這部新制作裏缺席。此外,在“威爾第集錦”中他成功加進了多媒體元素,這使得他在排演《遊吟詩人》時變得更大膽。
《遊吟詩人》並不能算威爾第最頂尖的作品,因爲作曲家筆法的圓熟程度以及故事本身的價值均比頂尖之作要遜上一籌。不過,只要想起《遊吟詩人》裏那些精美的合唱與詠歎調,那些緊張激烈的劇情,以及它在歷史上的那些偉大的詮釋者,如女高音歌唱家瑪麗亞·卡拉斯,我都彷彿置身於故事發生時的中世紀歐洲。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部流行文化的產物也真算是超越了時代……
《人民日報》( 2014年08月07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