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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訓是在大學歷史傳統中形成,是大學辦學宗旨、理念、精神的高度凝練和體現。校訓有隱性與顯性兩類。雖然一些學校雖然沒有明確的校訓內容,但是學校的創辦者或主持者提出的辦學思想或原則被接受,甚至在比較長的時期對學校發展產生指導性的影響,那麼,這一辦學思想或原則就可以視爲隱性校訓。
南宋教育家朱熹爲嶽麓書院題寫“忠孝廉節”一文,對書院學子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具有引導性作用,“忠孝廉節”因而成了實際上的院訓。清末教育家黃以周在江蘇南菁書院掌教15年,以“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爲座右銘,律己誨人,同樣發揮了院訓的功能,並且在現當代中國開了以“實事求是”作爲大學校訓的先例。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原則,儘管這一思想沒有被明確定爲校訓,但是它對隨後北大較長時間的辦學發揮了指導性作用,同樣具有隱性校訓的意蘊。顯性校訓是由學校明文確定的概括學校辦學宗旨的訓導語,或懸之於禮堂,或書之於校門口,或設置於校徽之中。它產生於西方,在民國初年從美、日引入國內,在20世紀30年代,國內大學紛紛釐定校訓。
縱覽歐美大學和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校訓,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就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標誌自身所屬文化源頭。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名校,其校訓基本是用拉丁文,而不是英語、意大利語等新語言,其內容大多源於《聖經》或古希臘羅馬先賢、詩人的名言警句,大都以真理、智慧、光明、自由、博愛等爲思想核心。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校訓大都使用文言文,內容基本源自儒家經典,以誠樸勇毅和求真篤學爲思想核心。
現代大學在西方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如何變換,大學的性質、辦學宗旨、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等如何變化,但名校的校訓始終不變。中國現代大學只有幾十年到百餘年的歷史,但不少大學的校訓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近年來,我們的大學紛紛重視校訓的徵集、確立工作,對學生的影響如何?有媒體做過相關調查,當問到一些畢業生或校友母校的校訓時,不少人說沒有印象或記不住。訓者,引導、勸勉、激勵也。一方面,這說明我們的一些大學還沒有真正把校訓融入學校文化(不能等同於校園文化)之中,難以對大學師生的思想行爲起着引導、規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大學校訓在思想內容、表達形式上存有不少問題,缺乏個性。
大學校訓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前提是它必須真正對學生健康成長具有導向性,又能體現文化的民族性。西方大學校訓歷久不變,當下不少百年名校陸續恢復清末民國時期的校訓,說明古老的校訓同樣可以賦予新意,體現現代大學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大學校訓應該“借古開今”。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