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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工作的關係,我曾與謝晉導演多有接觸。記得有一次,我問他:“選演員時,怎樣的臉在您心裏纔算是漂亮的?”謝導回答:“一張好看的臉,須經得起前後看、左右瞄、上下瞅,從不同的視角立體地看都沒有缺陷。你看,羅丹的創作原則之一就是按這樣的審美要求來完成雕塑的。”我點頭稱是。可想不到,他又馬上補充道:“選演員如此,搞雕刻如此,你們爲官也須臻於這樣的審美境界,何時何地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做到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爲羣衆做表率,經得起監督。”
“何時何地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做到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對爲官者而言,這樣的要求該是基礎性的,是必要的前提條件。然而,卻未必人人都能做到。事實上,尤其是在別人看不到或不易發現的地方,亦即難以監督到的地方,有的爲官者確乎不同程度地存在表裏不一、言行相悖、道德扭曲、人格分裂的問題,自古其然。
讀報,看到一個故事: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司徒、中書令韓弘因病去世,其子也已亡故,只留下年幼的孫子,爲防家中財產被下人盜取,穆宗派人清點其家財物,以便交與族中長老先行代管。清點時,竟意外發現了一份禮單。原來,韓弘曾任宣武節度使,掌管一方軍政大權,其時朝中有人誣其有叛亂之心,加之皇帝正欲收歸集權。惶恐不安的他,便向滿朝的大臣送禮,以堵其口。穆宗審閱這份禮單時,發現除了戶部侍郎牛僧孺的名字旁,有一排用紅筆寫下的小字“某月某日,送錢千萬,不納”外,幾乎所有大臣都收了禮。“韓弘送禮”的故事,至少折射出三方面的信息:一者,穆宗壓根兒沒想到這些在自己眼裏是正人君子、信得過的好官,除了牛僧孺差不多都是沆瀣一氣者;二者,私下裏行賄受賄,因爲顯得隱蔽,所以韓弘和多數大臣們纔會幹起一個願送一個笑納的勾當;三者,韓弘和滿朝的大臣們誰也不會料到,在韓弘去世後這份禮單竟會意外暴露在穆宗面前。
如果說,在封建社會裏,要期望所有官員都能像牛僧孺那樣做到不收禮,以至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天方夜譚的話,那麼,時至今日,作爲共產黨人理應比封建官員做得更好。誠然,我們的多數領導幹部是乾淨幹事而讓羣衆滿意的,能夠做到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但也終須看到,受封建思想遺毒的影響,確也有個別領導幹部尤其是在幹部羣衆和組織監督不到的地方膽大妄爲,無法無天,屢屢伸手,鋌而走險。難怪羣衆揶揄個別領導幹部“臺上高喊反腐口號,臺下幹着腐敗勾當”“人前高喊‘向我看齊’,背地見利‘統統歸己’”。可以想象,一個領導幹部若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怎有人格魅力可言?又怎會有工作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言行不一、人格扭曲,除了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出了問題而外,關鍵是缺乏嚴格的自律,尤其是缺乏“慎獨”“慎微”“慎初”的精神。抱着僥倖心理,不能“慎獨”,不屑“慎微”,不想“慎初”,要不出事這才叫怪哩!是啊,檢驗一個領導幹部是否有堅強的黨性,是否時刻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關鍵看其能否真正做到“慎獨”“慎微”“慎初”,甚至是自覺“避嫌”。因爲“避嫌”,恰恰是對“慎獨”“慎微”“慎初”的昇華。湖南有一位幹部,在水利廳工作時不喜歡吃魚,可到了省人大他卻愛吃魚,人們詫異了。原來,他在水利廳工作時不吃魚,純粹是爲了“避嫌”。因爲他知道,他的工作單位聯繫着那麼多水庫,假若被下屬知道自己喜歡吃魚,那麼,今天送魚,明天送魚,時間一長,收禮的大門一經打開,後天送來的就不一定是魚了。爲了“避嫌”,這位幹部竟如此隱忍,“慎獨”“慎微”“慎初”至此,其言行一致的道德情操、其表裏如一的人格魅力,自讓人肅然起敬。
黨風連着民風,有什麼樣好的黨風就會有什麼樣的好的民風。領導幹部,何時何地都應該做羣衆的榜樣,領導幹部的言行舉止,理當成爲核心價值的無聲宣示,道德倫理的無形導引。有人說,倘以服務人民爲宗旨,就必須要像魚缸裏的一條金魚,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個人生活都應該是透明的、無懈可擊的。是的,在法制健全、政治清明的社會裏,無論作爲政治家還是各級領導幹部,都必須心底無私地活着,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我們必須透明,我們必須接受來自方方面面的監督,必須努力“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