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上絲綢之路”,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也是白銀之路。不斷穿梭的舟楫,通過沿途星羅棋佈的港口,不但將古代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麻紙以及技術等遠輸世界,對世界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帶回了香料、琉璃等諸多域外商品,異域文化的傳入同樣豐富了華夏文明。如今散落各地又得以重見光明的絲路遺珍,便是當年互通有無的文化使者和歷史見證。今天,本刊推出“國寶華光”欄目“海上絲路”系列,希望這些已是國家一級文物的遺珍,能夠帶領讀者解讀歷史的編碼、文化的信息,重現昔日海外貿易的繁華盛景,以及雲帆高張、艱涉瓊波的遠洋探索所帶來的文明互動。
——編者
1965年,福建省博物館(現爲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北郊蓮花峯南麓,清理了五代十國時期閩國第三代君主王延鈞之妻劉華墓。該墓早年被盜,大部分物品被洗劫一空,只清理出三件“波斯孔雀藍釉陶瓶”(其中之一見上圖)和一組頗有盛唐遺風的陶俑。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三件“波斯孔雀藍釉陶瓶”,這是我國最早發現的孔雀藍釉類器物。其器型碩大、造型獨特、釉色新穎,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
這三件瓶子,均爲小口、長鼓腹、小底,狀如豎立的橄欖。其口徑和底徑均爲10餘釐米,腹部卻有40餘釐米,高度近80釐米。這種中間大兩頭小的造型,器物穩定性較差。瓶子表面施一種間於藍、綠色之間的釉色,釉層較厚,學界將此種釉色習稱爲“孔雀藍釉”或“孔雀綠釉”。從瓶底的胎來看,其斷裂面呈淡紅色,質地疏鬆,可見其燒製溫度較低,尚未達到瓷器標準,當爲釉陶類器物。然而這三件陶瓶表面裝飾有所不同,其中兩件在頸肩部附有三個小立耳,上腹壁貼塑三組拱形紋飾,下腹部有一道粗繩狀貼塑紋;另一件在頸肩部附有四個小立耳,腹壁環貼四道粗繩狀紋飾。
無論是釉色、造型還是紋飾,這三件孔雀藍釉陶瓶在我國此前的考古發掘中從未發現,所以它們不太可能是我國古代窯口的產品,而應該是由國外傳入。那麼,它們的產地是何處呢?
古代西亞波斯地區,素以製陶著稱,器形多爲瓶、壺類,器物表面喜施黃、藍等釉色。孔雀藍釉類器物在西亞諸國發現較多,如伊拉克的薩馬拉遺址、伊朗的西拉夫遺址、巴基斯坦的班布爾遺址等都有出土。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區,曾出土多件和劉華墓孔雀藍釉陶瓶幾乎一模一樣的器物。由此,研究者經過深入探討後認定,這三件陶瓶的產地應是西亞的波斯地區,時代爲公元9世紀前後。由於這一時期波斯王朝早已成爲歷史,因此也有學者提出應將其統稱爲“西亞伊斯蘭孔雀藍釉陶器”。
西亞的陶器又是如何來到中國的?這與當時發達的海外貿易有直接關係。公元8世紀以後,由於唐朝與西域諸國之間政治關係的複雜化,“陸上絲綢之路”的通行愈加困難。“安史之亂”後,北方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國的外貿中心隨着經濟中心逐漸南移,“海上絲綢之路”蓬勃發展。在劉華墓發現孔雀藍釉陶瓶之後,在我國福州、揚州、寧波、廣西桂林和容縣、廣州等地也有類似器物發現,其中除桂林和容縣外,均爲我國九、十世紀重要的港口城市,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當時海路貿易的繁榮昌盛。
需要說明的是,孔雀藍釉陶器大多質地疏鬆,不及本土瓷器細密,其純爲使用目的進口的可能性不大。在我國古代文獻中,香料、香水、葡萄酒等通過海上貿易進口的記載不絕於書,此類器物應是作爲液體類商品的儲運器而使用。由於發現量較少,據推測,商品銷售之後,此類器物可能會再裝滿東方物品返運回西亞。
福建地處中國東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優勢。五代閩國時期,統治者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夷商賈”,發“蠻舶”到海外經商,大大推動了福州海外貿易的蓬勃發展,形成“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的繁榮景象。劉華墓出土的孔雀藍釉陶瓶就是通過海外貿易來到福州的,由於這三件器物外形有差,可能並非一次性輸入並被收藏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劉華墓中還發現了三件“石雕覆蓮座”,均爲扁圓形,中間鑿圓孔。由於劉華墓被盜,墓內器物均被移動位置,這三件石座的用途不明。待孔雀藍釉陶瓶發現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這兩者剛好成套,石雕覆蓮座當爲孔雀藍釉陶瓶的底座。原因是,三件陶瓶在劉華墓中作爲“長明燈”使用,其本身器形不夠穩定,裝入燃油後更甚,造墓者爲了保持其穩定性而製作了這三件石座。
無疑,“波斯孔雀藍釉陶瓶”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不僅對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古老的中華民族與西亞地區人民通過海路友好往來的實物見證。
查看更多內容,請用手機掃描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