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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他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為全會從思想根本上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克服『左』的指導思想,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這次全會標志著他實際上成為了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和『北方談話』思想准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歷時5天。此前鄧小平領導的思想准備工作早已開始進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備工作是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和鄧小平發表的『北方談話』。粉碎『四人幫』之後,黨和國家面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廣大乾部和群眾強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錮,盡快扭轉局面。但『左』的思想的束縛,許多能正確區分毛澤東的功績和晚年錯誤,不能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解放出來。
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鄧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確。他認為,要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須打破思想的禁錮,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他明確指出『兩個凡是』是錯誤的。在1977年4月10日寫給中央的信中,鄧小平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更加明確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口號,指出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胡喬木曾說:『提出反對「兩個凡是」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的開端,是三中全會的思想上的開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響,同時也受到堅持『兩個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評和壓制。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關系到堅持什麼樣的思想路線的大問題,於是旗幟鮮明地給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對幾位負責同志說道:『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的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7月21日,他再次告誡有關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次日,他又明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並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正是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支持下,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纔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形成為一次全國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徹底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大大地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標准大討論如火如荼,鄧小平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先後去了一些省份,引導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擺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束縛,從實際出發,尋找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1978年9月,鄧小平應金日成的邀請到朝鮮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歸國後,他沒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極其重要的調查研究活動,他自己稱之為『到處點火』。一路上,他發表了許多重要觀點,史稱『北方談話』。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四人幫』要搞的『窮社會主義』荒謬至極,只有努力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纔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振聾發聵地指出:『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一心一意搞建設』。許多關於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在『北方談話』中實現了破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關鍵環節:中央工作會議改變原定議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按照慣例,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規模很大,規格很高』的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歷時36天。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分6個組進行討論。由於當時的指導思想還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此次會議原來只安排了三項議程:
一、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按照這個議程,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經濟工作,並不涉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根本問題。如果按照這個思路開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可能發生重大轉折。
關鍵時刻,鄧小平再一次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他提出應該在討論經濟工作之前,首先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的支持。於是,11月10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上宣布三項議程之後,接著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在新時期總任務總路線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這個問題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問題,實際上根本改變了會議原定的主題。
代表們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迅速突破了原定議題。產生最大影響的是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他提出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那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他舉出六大問題,都涉及到重新評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歷史問題。這篇發言實際上是要糾正『左』傾錯誤,因而當即得到了與會同志的熱烈響應,會議氣氛為之一振。聶榮臻在東北組,康克清在華北組,宋任窮、蕭華在西北組,以及許多與會同志,都就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發表意見,並補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須由中央考慮做出平反決定的重大案件。從這天起,大家敞開思想,講心裡話,講實在話,提出了盡快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全面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實行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議。會議開得空前熱烈,生動活潑。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時,鄧小平並不在國內。11月5日,他開始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這是我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這3個國家,為我國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陳雲在東北組發出六發『響炮』的同時,鄧小平正在新加坡與李光耀總理會談。鄧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馬上成為了會內會外的主角。
1 1月2 5日下午,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林乎加、賈庭三和共青團中央負責人韓英、胡啟立的匯報。鄧小平指出:『現在,有的人提出一些歷史問題,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輕裝前進。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後果。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他還談到:『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定局勢,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你穩定了,人家纔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不能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是中央的戰略部署,這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著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搞什麼新運動,不要提中央沒有提的什麼運動。要引導群眾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緊處理,都是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的。林彪、「四人幫」破壞造成的一些遺留問題,都可以逐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是為了創造一個安定團結的穩定局勢,把各種積極因素調動起來。』
鄧小平在與外賓的多次談話中切中時政,提出很多重要觀點,釋放出明確的信號,在告知世界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對國內政治產生影響。
11月26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鄧小平會見了佐佐木良作率領的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鄧小平談到:『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處理錯了,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當然,解決這樣復雜的問題總要有一個過程,現在時機成熟了。有人有一個錯覺,以為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又要亂,其實不會,人民是可以信任的。過去「四人幫」不讓發表不同意見,結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節人民的義憤。天安門事件確實沒有任何組織,完全是群眾自發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覺悟水平、政治水平。』『群眾是最希望安定團結的局面。現在不但中央的領導,地方的領導也一樣,都一心一意要搞四個現代化。搞四個現代化沒有安定團結的局面是不行的。』『我們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要把過去的問題了結一下,使全國人民向前看。所有錯案、冤案,人民和乾部不滿意的事,一起解決。了結了這些問題,大家心情就舒暢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對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們全黨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時事社當天以題為《沒有必要就天安門事件作出新的決定——鄧小平副主席談話要點》,將鄧小平的談話總結為19點。電文從北京傳達東京,日本共同社於26日晚對此進行了報道,美聯社、法新社、合眾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訊社先後於當天北京時間19點以後據共同社消息作了轉播。
27日晚7時到11時半,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各召集人彭衝、王恩茂、秦基偉、段君毅、汪鋒、安平生的匯報。在這次匯報中,大家提出鄧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談話的19條可否向乾部傳達,並根據談話精神向群眾做工作,鄧小平表態:『那個談話的概括基本正確。』華國鋒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黨佐佐木良作那個談話可以傳達。』於是,常委聽匯報會上的講話迅速傳達到各分組,鄧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談話要點,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也在28日印發給會議出席者。這樣,鄧小平外事談話的精神迅速在會內發揮作用。
就這樣,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和外事談話,將一系列鮮明觀點、明確信號和清晰思路表達出來,在歷史轉折的進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引導作用。這次會議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在與會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堅決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定,並圍繞這個問題,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決定發揚民主,加強法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實行改革開放,為三中全會的召開作好了准備,使三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
不朽經典: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12月13日下午4時,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
鄧小平對這個講話非常重視,在10月份出訪日本之前,他就找有關的同志談了自己的意見,讓他們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起草一個初稿。這個初稿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就寫了出來。但會議進展很快,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順利地得到了解決,會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需要及時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評價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如何解決重大冤假錯案平反以後一些群眾提出的進一步要求,如何處理全面撥亂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實現安定團結的關系,如何解決會上提出的人事變動的要求以及可能會由此引起的國際反映,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認識就不能統一,全黨就不能很好地團結起來、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
鄧小平根據會上提出的新問題和國內外的反映,自己用鉛筆寫了一個約500字的提綱,然後於12月2日找有關同志去談想法。這個提綱共7個部分:1.解放思想,開動機器;2.發揚民主,加強法制;3.向後看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5.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6.加強責任制,搞幾定;7.新的問題。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談文稿的修改,講了4個問題:1.解放思想;2.發揚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決新問題。先後兩次談話,明確了講話稿的寫法和內容,確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鄧小平再次約見起草者,逐字逐句地進行審閱修改,又談了很多重要的意見,文稿的內容基本確定。後來,他又幾次約見起草者,談了一些修改意見,最後作了一些修改和潤色加工。從講話稿的起草過程來看,這個講話完全是在鄧小平的直接指導下,根據他的思想寫成的。其中許多重要的話,都是他本人的原話。講話圍繞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著重講了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決新問題等4個方面的內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和政策。
關於解放思想,鄧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纔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乾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針對人們最為關注的真理標准討論問題,鄧小平再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明確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纔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纔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民主問題,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麼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麼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也無法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時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關於向前看,鄧小平指出:『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分清了一些人的功過,糾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他強調,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當解決好。但是,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沒必要。
關於研究和解決新問題,鄧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順利前進。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他還針對經濟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向全黨鄭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不僅提出並回答了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關注的事涉歷史轉折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為中央工作會議作了總結,而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指導思想,因而它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觀點,為全會所接受並被寫入全會公報,成為指導全面撥亂反正和制定改革開放新政策的總的指導方針。當時參加會議的同志無不受到極大的鼓舞,有人曾回憶說:『當時聽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就興奮地預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劃時代的會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五大報告將這個講話譽之為『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由於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充分准備,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