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縱觀我國科技史，從秦漢時期的造紙術、太初曆、地動儀，到唐宋時期的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但凡國力比較強盛的時期都是科技創新比較集中的時期。觀察大國崛起之路，從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技術革新，到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紡紗機、蒸汽機，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德國的發電機、內燃機，再到20世紀中後期以來美國的計算機、互聯網，每一次的大國崛起都伴隨着其引領時代的科技貢獻。近現代以來中國落後於西方，關鍵即在於孤立於全球創新體系之外，閉關鎖國，原地踏步，錯失發展機遇。

　　經過改革開放的35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全球第二，中華民族終於在經濟和物質上站起來了。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爲繼”。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騰飛，必須爲此插上科技創新的翅膀，越過汗水經濟的“天花板”，讓我國經濟在創新驅動的臺階上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週期。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之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又明確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創新驅動作爲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根本、最關鍵”的力量，要求在以下三個方面全面推進，讓創新驅動成爲我國經濟“新常態”。

　　一是創新驅動要求上下聯動，三鏈融合。科技創新既離不開政府“有形的手”，也離不開市場“無形的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產物。美國雖是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在科技領域中，國家意志的體現依然強烈。二戰後，美國政府先後主導了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劃、信息高速公路等大規模科技發展行動，由此奠定了美國走向知識經濟新週期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方面實現的重大突破也大都由國家所主導。但創新是用來驅動經濟發展的種苗，而不是關在實驗室中的溫室花朵。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創新要“堅持需求導向和產業化方向，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缺乏市場支撐的創新是難有生命力的，必須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緊密地結合起來，把官、產、學、研、資、介有機地統一起來，把創新鏈、產業鏈和資金鍊“三鏈”深度地融合起來，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決創新中的“孤島”現象，讓創新的血液真正融入經濟運行的脈搏和每一個毛細血管，讓我國經濟踏上創新驅動之路。

　　二是創新驅動要求大小兼顧，無縫對接。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發揮是各不相同的，又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型企業因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行業地位和人才儲備，在創新中往往處於引領地位。當今世界的重大創新往往首先來自於大型跨國公司。比爾·蓋茨說“微軟如果18個月內沒有技術創新就會破產”，蘋果的iphone手機開啓了全球智能通訊的新時代。我國國有企業往往在創新中承擔着國家使命，國家很多重大科技專項都是依託大型國企進行的，但中小企業因其龐大的數量、靈活的運營、敏感的市場反應而在創新體系中同樣居於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中小企業往往在大型企業重大創新的基礎上進行二次、三次乃至若干次的拓展創新，不斷豐富創新產品，最大化實現創新的市場價值。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之間自然形成一種穩定的創新生態系統，馬雲的阿里巴巴催生了成千上萬的網上創業者，並帶動了物流業和零售業的改革就是典型案例。

　　三是創新驅動要求內外合力，齊頭並進。當今世界，創新是一張全球網絡，任何一個國家脫離於網絡之外都會被拋出世界發展潮流。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主要是技術引進，依靠技術學習來獲得發展。到了今天，隨着我國技術的不斷進步，向國外進行技術學習的空間逐漸縮小，提升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就顯得尤爲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創新上，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全面提高我國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水平”。深圳的華爲和中興通訊從學習和模仿開始，從技術跟跑到並跑再到現在的領跑，經過25年的發展，現已成爲擁有核心競爭力、全球排名前兩位的通訊設備製造商。因此，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應該繼續堅持技術“引進來”，跟蹤全球科技發展方向，力爭縮小關鍵領域差距。同時積極培育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堅持問題導向，明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佈局，着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實現技術創新能力的躍升。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