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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俄羅斯的伏爾加格勒市,對該市名稱叫法頗感疑惑:機票上明明清晰無誤地寫着伏爾加格勒,但當地人卻言之鑿鑿地稱之爲斯大林格勒;媒體報道時今天用伏爾加格勒,明天又用斯大林格勒;更令人費解的是,這兩個名字都是官方正式名稱,而非特殊場合使用。一個地名如此頻繁地“變臉”,難免令外來者眼花繚亂,異常糾結。
實際上,伏爾加格勒市自身也“爲名所累”。自今年6月以來,部分人力主更名,而另一部分人堅決反對。與此同時,在更爲何名問題上,不同派別又鬧得不可開交,民衆以及不同派別的觀點也翻雲覆雨,不同時間可能會迥然不同。
始建於16世紀的伏爾加格勒,已不止一次更名。最初叫察裏津,1925年改稱斯大林格勒,1961年定爲現名。蘇聯解體後,要求恢復斯大林格勒之名的呼聲時起時落。經過妥協,2013年1月該市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另類規定:每年6天特定紀念日,即2月2日、5月9日、6月22日、8月23日、9月2日和11月19日改稱斯大林格勒,這幾日,所有含伏爾加格勒的大小地名,一律替換爲斯大林格勒。
據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規定,除了涉及民族、種族、宗教、性別等帶有歧視、褻瀆、侮辱性質的地名外,最好從一而終。頻繁更改,容易丟失自我,違背了更名的初衷。事實上,使用了36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改爲伏爾加格勒後,當地人至今在口語和很多新聞中仍一如既往地沿用原名。而美國加州的伍德福茲市,在1847年後的22年內8次更名,更是被視爲“逆天”行爲。
地名的更改,表面上僅是幾個字母的調整變化,實際上卻是異常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可避免地造成浪費。據專家估計,伏爾加格勒更名耗費約合人民幣1.5億元。更爲遺憾的是,花了錢未必能辦成事。每次更名,實用主義者、沒有政治傾向的普通民衆都表示反對,最終或再次改回,或另起新名。如此反覆,縱向導致“後人復改後人”,橫向則起到傳染作用。俄專家預測,伏爾加格勒若複名爲斯大林格勒,全俄就可能有數千個地方亦步亦趨。
“玫瑰不叫玫瑰,亦無損其芳香。”一座城市的歷史價值、固有內涵屬客觀存在,不會因名稱改變而不同。若硬要以主觀好惡去不停地更名,自身難免陷入尷尬和糾結。無論是出自對領袖的喜愛,還是源於對歷史的自豪,頻繁更名說到底都有對當下不自信和對未來不負責的一面。美國的類似做法,教訓更深刻,也值得引以爲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00多年來不知外敵入侵爲何物的美國人,因受到德國無限制潛艇戰而“恨屋及烏”,最終殃及風馬牛不相及的地名。來自密歇根的國會衆議員史密斯遂提出了一項前無古人的議案:將那些含有“德國”“柏林”等字眼的地名統統改成“勝利”“自由”等,在情感上給德國以“致命一擊”。儘管這一阿Q精神十足的議案最後未能通過,但多座城市聞風而動。全美60多個城市,幾乎在一夜間完成了地名轉換。
狂熱的更名潮,帶來的問題很快暴露無遺。在德裔比較集中的五大湖區,地名的更改導致當地人不勝其煩,在生活了多年的故地竟“找不着北”。更可悲的是,費心費錢折騰的地名在戰後旋即恢復了原樣。這種只有距離而沒有位移的“不做功”行爲,使美國人感覺到了自身的荒唐、膚淺和拙劣。
二戰中在美國人普遍憎恨日本、個別人慾更改東京等地名時,得克薩斯州東京市的郵政局長曾深刻地指出:“那些急欲更名者,從未認真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這場戰爭的目的不是更名我們的東京,而是要變革另一個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