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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11月3日電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刊發署名姚志紅的文章《當前經濟問題的核心與出路》。文章稱,中國經濟仍在放緩,目前的經濟狀況,雖不能完全排除短期擾動因素,但深層根源還在於我國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長期中,單純的投資拉動不可持續,必然會撞上天花板。
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7.4%,比二季度回落0.1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5%,漲幅回落0.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16.1%,漲幅回落1.2個百分點;CPI同比上漲2.1%,漲幅回落0.2個百分點,其中9月份CPI同比僅上漲1.6%,創56個月來的新低。數據表明,中國經濟仍在放緩,這凸顯了“三期疊加”和結構調整的陣痛,也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經濟形勢的擔心。有學者甚至認爲,中國經濟面臨着通貨緊縮的風險。
文章指出,目前的經濟狀況,雖不能完全排除短期擾動因素,但深層根源還在於我國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從需求結構上說,我國經濟長期靠投資(出口)拉動,消費需求不足;從供給結構上說,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第二產業佔比過高;從分配結構上說,政府和企業份額過大,居民收入增速滯後於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GDP增長,城鄉差別大,貧富分化嚴重;從融資結構上說,地方財政融資平臺、大型壟斷企業和房地產業佔用了大部分信貸資源,而實體經濟、中小企業飽受融資難融資貴之苦等等。當前的經濟表現,主因是這些長期性、結構性因素,而非短期性、週期性因素。
文章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自始至終的主要拉動因素是投資。出口也曾一度做出過重要貢獻,但擴大出口也要增加投資。問題就在於,當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GDP躍居世界第二之後,這條路再也走不下去了。原因很簡單,我們的體量太大,產能太高,沒有人能消化得了,中國自身做不到,世界也做不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出口長期不振,將問題集中暴露了出來。中央政府強力干預,擴大投資,試圖把國外消化不了的產能轉到國內來消化。表面看好像解決了問題,實際上是掩蓋了矛盾,低水平重複投資,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因爲投資畢竟是中間需求,最終還要形成產能。擴大投資固然可以創造新的需求,但又會進一步加劇明天的產能過剩,必須靠更大力度的投資來消化。這就好比把大家放在一個大輪盤上,輪盤的轉速必須不斷加快,最終會把所有的人甩出去。
文章稱,長期中,單純的投資拉動不可持續,必然會撞上天花板。中國經濟已經處在這樣的拐點上。一是出口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了,國際市場容不下,鉅額貿易順差結匯給國內造成的貨幣供給壓力也受不了;二是國內鋼鐵、水泥等十數個行業全面過剩,產能利用率低於國際公認水平,化解產能過剩的壓力很大;三是中國正在加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新增勞動力絕對量減少;四是資源環境剛性約束加強。針對這些情況,中央提出,要擴大消費需求,推動需求結構的轉型,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同時爲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支撐。但經濟學上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要用真金白銀來背書的,這就需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調節收入結構和分配結構。
文章稱,一個貧富嚴重分化的社會,消費必然是畸形的:大部分人無錢消費,總體消費不足;少部分人高檔消費,奢侈消費過度。因此,擴大消費需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同時也要在一次分配中,向勞動適度傾斜,增加勞動要素的收入佔比。一般說來,第三產業、中小企業的就業彈性高,對優化初次分配的效應比較明顯,但發展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又會遇到另外一些複雜的問題,包括金融供給結構等。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組問題。這些問題相互勾連,形成了一個連環套,這正是問題的難解之處。
文章表示,中國經濟的不協調由來已久,不僅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且有加劇之勢,其根源在於政府太強勢,資源配置的能力過強,對市場機制形成抑制。我們的政府是發展型的大政府,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4萬億刺激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爲了早出政績、增加產值,政府強力推動,競相招商引資,往往就是上項目、批土地,忽視價格信號和資源承載能力,加劇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和環境破壞。爲了支撐不斷高漲的建設熱情和建設支出,政府又利用其土地市場壟斷者的地位,拉高地價,推動了房價上漲,遲滯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文章表示,房價上漲吸納了大量社會流動性,助漲了資產泡沫,蘊藏着金融風險。銀行看中了政府手中的強大資源,將大量貸款投向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加劇了實體經濟的融資困難。政府權力過大,引發了尋租和腐敗,跑政策、跑政府能賺大錢,很多人就不會跑市場、搞創新,因而創新活力不足,資源能源消耗過大,逼近了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底線,又造成了一系列複雜的民生問題和生態問題等等,不一而足。政府主導經濟發展脫胎於計劃經濟,有其歷史必然性,而且也爲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在建立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它確實也是許多經濟問題的主要根源。
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可謂切中要害。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唯有繼續推進改革。在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的進程中,一系列改革措施密集出臺,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啓動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等。所有這些舉措,對重塑政府和市場關係都是必要的,但顯然還不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還有一段很長的改革之路要走。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蘭德斯在《國富國窮》中所寫的:“歷史憎惡跳躍,大的變化和經濟革命都不是突然來臨的,它們必定是經過了周全和長期的準備。”
文章指出,繁榮總讓人忘記憂愁。當中國經濟還在快車道上疾馳時,所有潛在的不適都顯得不足掛齒,但今天再也不能等閒視之、貽誤時機了。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在結構,根源在政府,出路在改革。唯有繼續深化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才能從根本上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