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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銀行卡沒有丟失、密碼沒有外泄,可卡里的錢卻不翼而飛,在短短5個月內,西安市160餘名儲戶的740多萬元存款被盜刷或者取現。最近,央視《焦點訪談》的一則報道引發人們對財產安全的廣泛關注。
食品不安全不再是那些“三無”小廠的專利,今年以來,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沃爾瑪等知名跨國公司紛紛“中槍”,各種食品安全“門”考驗着消費者的承受力。
秋冬以來的霧霾,將國人的想象力及動手能力發揮到極致,各種防霾“神器”紛紛現身,各種調侃不絕於耳,無奈之下,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連清新干淨的空氣都成了奢侈品?
以上幾件看似毫無關聯的公共事件,卻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出同樣的社會情緒——安全感缺失、焦慮不安。一年前,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通過現場以及網絡調查,綜合統計發現,近九成受訪者認同“全民焦慮”已成爲當下中國的“社會病”,超六成受訪者自認焦慮程度較深,過八成公衆認爲焦慮情緒會“傳染”。
在社會轉型期,安全感缺失不僅僅是個體的感受,而是已逐漸成爲當下一種較爲普遍的社會心態。《小康》雜誌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進行的調查也證明,明確表示有安全感的被調查者比例剛剛過半,明確表示“不太有安全感”和“特別沒有安全感”的人各佔比12.8%和2%。
我爲什麼不安?誰能給我安全感?在物質越來越充足、精神生活形式越來越多樣的今天,爲什麼許多人反倒少了安全感?記者日前進行了調查。
記者走訪
說說那些讓人糾結的事
糾結之一食品安全各種“門”事件
家住河西區的陸靜坦言,自從孩子出生後她就變得有些神經質。“你說現在吃什麼放心?吃菜擔心有農藥,吃肉擔心有抗生素,給孩子買奶粉也不敢總吃一個牌子,隔三差五就要上網查查有沒有相關品牌的負面新聞。”陸靜一臉糾結,爲了讓孩子吃得健康,她把自家陽臺開闢成了小菜園,生菜、油菜、芹菜、韭菜長得鬱鬱蔥蔥。這下總該放心了吧?“菜是解決了,可肉、蛋、奶怎麼辦?還是擔心啊!”
與陸靜有着同樣憂慮的人不少。“綠色農夫市集”就是一羣年輕媽媽以“爲了孩子的健康”爲目標,成立的一個團購聯盟,每週從經過自己親自“認證”的郊區農場訂購綠色農產品,總是很快被一搶而空。“就是圖個放心,不過話又說回來,在現在這種環境下,誰又能‘獨善其食’?”參與團購的劉女士不無憂慮。面對頻頻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不禁擔心這一扇扇“門”被開啓,還有多少“門”要打開?
你最擔心什麼?《求是》雜誌社旗下《小康》雜誌,從2010年開始連續4年發佈“最讓人擔憂的十大安全問題”排行榜,“食品安全”連續4年排名榜首,去年該雜誌對此項調查發佈的數據更是顯示,在治安安全、交通安全、財產安全、醫療安全、環境安全等項安全問題之中,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名列第一。食品安全成爲中國消費者最大的不安。
糾結之二人際關係緊張,難以互信
近日記者進入某高校天津校友微信羣,對該羣內70餘名25歲—45歲校友進行訪談,其中60%的被調查者向記者坦言,生活中各種壓力特別是複雜的人際關係時常令人焦慮,沒有安全感,更有80%的受訪者經常使用“煩躁”、“壓力山大”、“鬱悶”、“糾結”來表達心情。
“我的微信、QQ從來不加同事,不是我小心眼兒,以前加過一位同事,自認爲關係還不錯,有段時間工作不順心,我就在微信上抱怨了幾句,誰知轉天就傳到了領導耳朵裏,弄得我很尷尬,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加同事了。”微信羣中一位正在央企供職的白領說。
“我的微信羣裏倒是有不少同事,人家主動向我申請加爲好友,我不能不接受吧?”一位深諳職場規則的校友如是說,“微信朋友圈其實就是一個社交圈,爲減少麻煩,我從來不發原創,也從不談個人看法,一般就是各種轉發。”
一些被訪者認爲,人際關係的緊張並不僅僅體現在同事之間,官民之間、警民之間、醫患之間、朋友之間、鄰里之間、陌生人甚至在部分家庭成員之間同樣如此。在市場經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多或少摻雜了各種利益的誘惑,彼此戒備、衝突增多,說到底是一個信任問題。
“人民論壇”在2013年3月曾發出500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人際關係緊張、信任危機”已超越買房及教育和就業問題,成爲受訪者最感焦慮的第二大個人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明,陌生人社會的隔膜和冷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無形壓力,精神上的疏離和漂泊感讓人感到沒有安全感。
糾結之三收入沒有房價漲得快
兩年前,北京一位白領發表的帖子“月收入7500元仍無安全感”曾在網絡上引起不少網友的關注,並引發一定範圍的熱烈討論。今年,這一最低安全感工資又有了新的增長,再次引起人們對安全感的關注。
本市以5350元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排名第13位,不少網友感嘆自己的工資“太不安全了!拖了全市人民的後腿”。雖然安全感是個較爲主觀的因素,不存在統一的客觀標準,同時網絡數據的科學性也有待於進一步深究,但不可否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的收入焦慮。
天津社科院社會學所今年發佈的調查數據顯示,有73.5%的居民認爲本市存在着物價高的問題,多數居民感覺到了物價上漲的壓力。人們對物價的壓力還反映在對房價的態度上,有87%的居民認爲房價太高。
羅先生是本市一家科技企業的技術人員,妻子在本市某事業單位工作,在很多人眼裏,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可是羅先生卻時常感到“壓力山大”,來津7年,住在天拖附近一片老居民區50平方米的獨單裏。孩子還有兩年上小學,他看中的一所學校附近的樓盤令他寢食難安。
“收入趕不上房價漲得快,5年前我們夫妻倆月收入總共8000元,現在雖然加起來超過1萬元了,但是房子每平方米的單價漲了5000元,我們仍然買不起房子。”羅先生告訴記者,2009年他們看中了同樣地段同樣檔次的小區,10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只要30多萬元,而現在少說也得60萬元了。羅先生接着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像他們夫妻倆這樣的,雙方父母家境一般,依靠自己的力量買房子,就是不吃不喝,一個月只夠買半平方米。現在又有了孩子,吃穿用的花費也都在漲,羅先生說,他不抽菸、不喝酒,也很少到外面應酬,但是一個月下來卻攢不下多少錢。
糾結之四看病貴養老難
“未來生活中您最擔心什麼?”日前記者在體北公交站附近隨機採訪了近20位40歲—60歲左右的市民,其中12位中老年被訪者提到醫療與養老。“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哪有不生病的?雖說現在有醫保,但是還是覺得醫藥費太貴,一旦生了大病,全家傾其所有也不一定夠。”一位剛剛退休的阿姨邊等車邊和記者閒聊。
養老問題是很多市民心中的不安。一方面機構養老一牀難求,另一方面社區、居家養老社會化服務體系尚未健全,隨着本市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的晚年如何安放?
天津社科院社會學所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市民對於養老問題的滿意度較低,36.7%的被調查者認爲養老服務的項目少,45.4%的居民認爲服務水平低,36.1%的居民認爲服務價格高,30.2%的居民認爲服務人員素質差。
爲了解決自己的養老難題,年逾6旬的陸阿姨最近就做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她把自己住了一輩子的40平方米獨單給賣了,回郊區老家找了一家養老院住下,將賣房得到的近70萬元房款作爲她今後養老、醫療的費用。
說起這樣的決定,陸阿姨坦言是不得已而爲之。老伴兒走得早,她靠爲別人賣貨打工掙點生活費,兒子和兒媳也沒有固定工作,生活並不富裕。陸阿姨對記者說:“我這是實在沒有辦法,我也不想成爲孩子們的負擔。現在我還不太老,身體也還行,說不定哪天就病倒了,到那時我該怎麼辦?”
深入探究
三個原因讓我們“心裏不踏實”
原因1
熟人社會逐步瓦解
“有認識兒科專家的嗎?醫院裏誰有熟人啊?”孟樹玲,這位“新晉”奶奶面對突然發燒的3個月大的孫子一臉無措,她的第一反應,不是抱着孩子到醫院就醫問診,而是拿起電話給身邊的親戚、朋友一一打了個遍——找熟人。“這不是擔心嘛,不認識的大夫給過度檢查、過度治療,花點錢是小事,關鍵是孩子受罪呀。”孟樹玲說。
陌生人的社會,給孟樹玲帶來了不安。年近7旬的她在熱鬧、傳統的大雜院裏住了多半輩子,大家擡頭不見低頭見。別說一個大院,就是附近幾條街道、甚至多半個城區都是熟人熟面,即使互不相識,也許隨便聊聊就會聊到熟悉的人。
然而隨着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化,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原有的熟人社會逐步瓦解。異地求學、異地工作,各懷目的的遷徙潮使得原本平靜的社會變得愈加活躍,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熟人社會已慢慢被陌生人社會所取代。不要說幾條街道,就是住在同一小區、同一樓門的鄰居,甚至同在某些大集團工作的職工都互不相識。就拿孟樹玲所在的城鎮,原本1萬多人的小城,現在已成爲10萬人的新型居住區,寫字樓、大型城市綜合體、高樓住宅區林立,原來的熟人社會被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慢慢稀釋。
陌生,很難產生信任,沒有信任,談何安全感?有多少人相信陌生人?有多少人會在陌生人身上找到安全感?中國社科院對此的調查結果是不到三成。記者曾經進行的一項調查比例則更低。
“人在一個相對熟悉的環境中,容易找到安全感,熟人社會的瓦解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在脫離原有熟悉的羣體和文化後,人們的內心惶惶無所依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習慣遇到事兒找熟人、找關係,以此彌補內心的不安。”一位心理學教授對記者說。
原因2
市場經濟各種不確定性增加
日前北海市一名婦女持刀砍殺兩名兒童,造成1死1重傷,消息一出立即引發本市很多家長的關注。“這兩天帶孩子出門,下車前我總是很緊張,不由自主地就四處張望,誰知道走在馬路上會發生什麼狀況。”在華苑居住區某幼兒園門口,一位正在等着接孩子的家長說。
近日普洱茶市場風雲突變,令在茶葉市場打拼的汪老闆心灰意冷。“去年一餅最高時賣到8000多元,誰想到今年突然降到一餅3800元都賣不出去了!”汪老闆告訴記者,普洱茶經歷了2006—2007年的瘋狂,2008—2009年的低迷,從2010年的重生,直到現在又急轉直下。“大起大落,誰受得了?”汪老闆決定轉行。
在三、四十年前,汪老闆這樣的焦慮幾乎不存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吃的都是大鍋飯,儘管收入低,生活質量差,但是收入是穩定的,人們不會爲了生活的波動而擔心。但是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化的今天,在一個高速發展卻充滿變數的時代,變數帶來的不確定性,令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平添了一份對於安全感缺失的恐慌,投資失敗、職位變化、上崗下崗,都是極爲普遍的現象。
記者日前對月收入在3000元—20000元不等的人羣進行採訪,發現收入與安全感呈現出有趣的關係,安全感最低的人羣並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羣,而是5000元—10000元的中等收入者,如此看來,該收入階層“上下皆有可能”的不確定狀態,使這個羣體彌散着焦慮不安的情緒。
“計劃經濟是確定的,但是沒有前途。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如果社會保障健全,就會打消人們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一位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原因3
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健全
很多人認爲,安全感缺失是純粹的心理問題,其實背後有着更爲深刻的社會根源。
連日來,記者採訪多位已步入老齡行列的市民,雖然絕大多數都有數目不等的養老金以及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共同的呼聲是希望保障的力度再大一些。一位已退休的市民劉大爺對記者說:“解決好養老、醫療等保障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老年人的事,更是爲子女減輕負擔,是增強全社會安全感的有力措施。”另一位老年人說,雖然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各項保障制度在不斷完善,但是他身邊仍有不少老年人擔心自己的晚年。
通過朋友介紹,記者進入本市某局職工自建的微信羣,對部分工作時間不到5年的年輕幹部進行採訪。“爲什麼選擇報考公務員?”在近30名被訪者中,超過一半人數的答案涉及“有保障”,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務員“熱”透着人們對社會保障的擔心。
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儲蓄率自2009年以來,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儲蓄超過一萬元,在國家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攻勢下,居民存款似乎仍然是“千呼萬喚出不來”。老百姓爲什麼不捨得花錢?有關人士認爲,說到底還是缺乏安全感,目前居民儲蓄率與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結構等諸多因素有關,但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是老百姓不敢花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專家觀點
天津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張寶義:
安全感是我們繞不過去的問題
有一個特別有名的小說人物,想必大家都會印象深刻,俄國作家契訶夫筆下的別里科夫,就是那個整天把自己裝在套子裏的“套中人”。他的與衆不同是這樣的:他只要出門,哪怕天氣很好,也總要穿上套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戴墨鏡、穿絨衣,耳朵裏塞着棉花,每當他坐上出租馬車,一定吩咐車伕支起車篷;這個人永遠有一種難以剋制的願望——把自己包在殼裏;現實生活令他懊喪、害怕,弄得他終日惶惶不安。
這是一個安全感嚴重缺失的人。
在100年後的今天,安全感仍然是當今社會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具體說,安全感是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感受,當人們因社會或者周邊環境的變化,而產生對個人存在的危機感時,人們常常會感到對一些不確定因素的把控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這種心理秩序的失衡,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現。
基於這一概念,我們理性分析,安全感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由於風險的增加、不確定和不可預測因素的出現。比如說,我們習慣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我們習慣了出行沒有這麼多車,我們習慣了周圍鄰居都是熟人,一旦這一切發生改變,就可能感到沒有安全感。此外,安全感缺失也與經濟發展、人們的認知水平有關,比如人們對自身健康的擔憂,隨着醫學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各種疾病研究的日益深入,使得以前很多沒有聽說過的疾病走進了大衆視線;還有,人們對於財產安全的擔心,也是因爲生活富裕了,人們口袋裏有了錢纔會產生如此不安。
雖然安全感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在同一環境下,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但是,爲提高公衆的安全感,政府有責無旁貸的責任,通過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加以改善。例如,從目前廣大羣衆安全感較低的領域入手,將住房、醫療、收入三大問題列爲重點目標,與建成小康社會結合起來,讓居民住得起房、看得起病、養得起老,爲城市居民構建全面的社會保障安全網;在人們關注的食品安全方面,依法對生產有毒食品、不安全食品者加大嚴厲打擊和處罰的力度,嚴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