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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兩個月,半月談記者走訪了江西、山西、青海、安徽等地部分重病患者家庭,讓我們一起傾聽他們對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大病保障體系的呼喚。
大病拷問保障體系
“以死救子”的悲情母親
“媽媽是爲了不分弟弟的救命錢才走的。”16歲的江西萍鄉農村女孩黃林說。在母親陳真連自殺後,她不得不輟學,承擔起照顧殘疾父親、弱智哥哥和重病幼弟的責任。提到媽媽,女孩的聲音很輕很低。
在此之前,身患乳腺癌長達6年的陳真連一直堅持治療。鄰居們說,爲了省錢,她每次去城裏醫院化療,都是拎着鍋和米去,走出醫院,就直接走進縣裏的煙花爆竹廠,打工掙錢。
身高僅有1.3米不能幹重活的丈夫,弱智的大兒子、尚未成年的女兒和兒子……她一直默默承受着,用自己的勤勞和堅強扛起整個家,從未放棄。
然而,2014年2月,11歲的幼子黃好被確診患非霍奇金淋巴瘤,陳真連就再也不肯去醫院了。
一定要讓兒子活下來!但是,20萬元的治療費從何處來?
焦灼和絕望中,陳真連想到了自殺,將盡可能多的救命錢留給兒子——3月28日,飽受病痛折磨的她被丈夫黃代華強行送到醫院。4月4日,結束治療回到家中,當天,村幹部送來鎮教育部門和中小學生捐贈的3萬元善款。4月6日凌晨,她走出家門,在房前的小河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4月5日晚上,陳真連一直不停地念叨:“無論如何要救黃好的命啊。”
“越窮越病、越病越窮”
與陳真連一家的境況相似,一些重病家庭常常陷入“越窮越病、越病越窮”的惡性循環中。
在山西左權、婁煩等貧困地區,身患不同疾病的村民們總是拿出同樣的白色小藥片,一次又一次地告訴記者“難受了就吃這個,頂用”,“瓶裝的5塊錢100顆,盒子的要貴一點,不是太難受還捨不得吃呢”。
記者在山西、青海等偏遠貧困地區看到,很多60歲以上老人有慢性病。他們在早期沒有得到科學診療,僅僅靠着吃去痛片抵抗病魔,一些原本可以控制的常見病,最終拖成了重病或絕症。
在採訪中,山西、安徽等多地部分農民表示,一旦家中有人生了大病,除了鉅額的醫療費用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之外,還會發生一系列連鎖效應:勞動力因病不能正常勞動、家人爲了照顧患者也不能外出務工、家庭中其他成員患病卻已無錢醫治、最後子女因爲家庭經濟困難選擇輟學外出打工掙錢給家人看病,整個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記者通過走訪發現,長期以來貧困地區醫療條件差、村民保健意識落後、醫保保障不夠是造成“貧病交加”的根本原因。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重病患者,就是在還以前基層的衛生醫療欠賬。”安徽省衛計委農衛處處長夏北海分析,基本醫保的覆蓋和報銷比例的提高,讓以往這些“只能等死”的大病病人走進了醫院。
“病貴命輕,治還是不治”
“病貴命輕”的現狀,讓貧困家庭呈現出糾結的就醫心態。
一些偏遠地區的重病老人甚至選擇放棄治療等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尹小建分析,社會轉型期,農村老人不再是家庭的經濟和精神支柱,老人自己幾乎沒有獨立的收入來源,子女們除了支出醫藥費,還要爲了照顧生病老人而耽誤外出打工,這就導致患病的老人感覺“病貴命輕”,有些患病老人爲了不給子女增添負擔,選擇了自殺。
山西左權縣62歲的農民曹四蛋,直挺挺地躺在自家的炕上,表情和身體一樣僵硬——從被查出腦瘤到癱瘓在牀,六七年間,他除了吃點止痛藥,沒有去醫院接受過任何正規治療。“沒錢治。”他微弱地吐出這三個字,就再也不肯說話,眼裏一直含着淚。他的老伴告訴記者:“年紀大了,就算治好了病,也幹不動啥了。不想因爲看病給孩子們添麻煩。”
近年來,由於基本醫保特別是新農合保障力度不斷增強,許多基層百姓對治療大病有了盼頭。但是優質醫療資源的緊張、醫療費用的昂貴、基本醫保和救助的力量有限,讓他們在希望與失望的邊緣徘徊。
保障當有接力
隨着基本醫保的“全覆蓋”,對於絕大多數中國普通家庭來說,一般疾病已不再具有威脅性,老百姓期待的是完善大病保障。而對於貧困人羣來說,民政醫療救助往往給他們在重病中帶去生存的希望。記者調研發現,作爲保障人民羣衆治療的第一道網和最後一道防線,基本醫保和民政醫療救助確實發揮了“保基本”和“兜底”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的保障體系仍需進一步完善。
醫保報銷難抵“大病來襲”
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侯寨鄉郭小寨村48歲的農民丁雙成,被診斷患有食道鱗狀上皮細胞癌。隨後住進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並接受一次手術和五次化療治療。根據《二七區2014年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補償方案》,丁雙成在省級三級醫院可享受的補償標準爲:起付線爲3500元,1萬元以下部分合規費用按45%報銷,超過1萬元部分按60%報銷。在電子信息系統上,丁雙成的流水賬記錄顯示,其手術花費69048元,每次化療6000元至8000元不等,總醫療費用爲104095元。基本醫保累計賠付金額爲34307元。最終測算下來,實際報銷比爲33%。
記者在江西、重慶、山西等地採訪中發現,實際就醫中報銷比例往往大打折扣。以中國公益研究院大病患兒家庭爲例測算,2014年基本醫保的實際報銷比例在20%至45%之間。這一保障水平,對普通患者而言,依然難抵大病來襲。
雖然2010年起我國逐步將一些重大疾病納入重大疾病住院補償,疾病種類從2種增加到22種。如對兒童白血病和兒童先天性心臟病救治,不設起付線,在三甲醫院直接按70%比例報銷,對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再報銷20%,個人自付僅10%。但由於是針對特定病種報銷,相對種類繁複的疾病來說,受益羣體相對有限。
除此以外,院外處方、非醫療支出也讓患者家庭“雪上加霜”。重病患者用藥較爲複雜,有的醫院確實沒有采購一些特殊藥品。此外,不少地方規定,醫院須將參合農民住院基本藥物目錄外藥品費用控制在藥品總費用的15%以內,超過部分將由定點醫療機構承擔。爲規避這些限制,醫生被鼓勵多開院外處方。而這些費用都需要患者自費。
對於大病家庭,一旦有人患病,需要專門有人照顧,非醫療支出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記者根據採訪部分大病家庭測算,院外處方和非醫療支出在大病家庭總支出中,往往不低於總支出的三分之一。
民政醫療救助面臨“懸崖效應”
爲了解決困難羣衆的看病難,2003年我國開始在農村試點醫療救助制度,2005年開始在城市試點醫療救助制度。尤其隨着2009年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的推進,資助困難羣衆參保參合,直接進行資金救助以及重特大疾病救助的力度進一步加大,醫療救助的“兜底”作用日益凸顯,醫療救助與基本醫療、大病保險、慈善救助等共同構建了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
基層民政幹部反映,雖然目前民政醫療救助總體上取得了較大成效,但龐大的低保邊緣羣體,尤其是因大病導致的支出型貧困羣體被排除在救助體系之外,從而形成“懸崖效應”:呼救者瀕臨懸崖時無法施救,掉下懸崖後才能得到救助的境況,影響了醫療救助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重慶市巫山縣篤萍鄉村民何義雲8歲的女兒患有先天性脊椎變性病,治療費用需要10多萬元,由於不是低保戶,基本醫療報銷35%左右的總費用後,餘下的只能自己承擔。“我自己患有乙肝,外出打工沒有單位願意接收,主要收入來自種地和喂的兩頭豬,一年收入萬把元左右。我找了當地民政部門,他們說我不是低保戶,享受不到民政醫療救助,現在我女兒看病的錢全是借的,不知道以後拿什麼來還。”何義雲說。
重慶民政局社會救助處副處長黃玫表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是根據家庭收入情況劃定的,由於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差異加大,支出型貧困羣體規模龐大,這部分羣體並不在醫療救助的範圍,面對他們的救助申請民政部門無能爲力,只能等到他們“因病致貧”時,才能將其納入保障範圍,而這部分羣體恰恰是極端個案的高發羣體。
安徽省宿州市民政局低保科科長吳寧見證了很多家庭的無奈:這些家庭因不是低保戶而得不到醫療救助,最終被大病壓垮,最後不得不依靠低保維持生活。“民政醫療救助只能救低保,我們眼睜睜地看着很多低保邊緣人羣,因爲一場大病‘掉下懸崖’。如果我們早伸出援手,他們就不會被大病壓垮,生活就不會這麼糟糕。”吳寧痛心地說。
“織密醫保網,梯度救大病”
“基本醫保不能只管頭疼腦熱,民政醫療救助也不能救窮不救急。”這是多地老百姓的共同心聲。
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員柳永法表示,基本醫保,已如一條滋潤土地、調節氣候的大河,發揮着保障億萬民衆基本醫療權益的作用。當前基本醫保面臨的問題是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提高籌資水平,充分挖掘其對重大疾病的保障潛力,將這張基本醫保保障網織得更密更牢。
基層衛生和社保官員建議,在提高基本醫保已有保障效率的同時,增設能夠滿足羣衆保大病需求的普惠性多檔選擇,從單純基本醫保內切“蛋糕”轉向新增套餐,讓羣衆“敢”看大病、“能”看大病,切實解決重特大疾病患者醫療費用保障問題。
人社部醫療保險司副司長陳金甫提出,提高基本醫保保障水平,需要建立穩定均衡的籌資分擔機制,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也應適度增加個人繳費比例。針對當前易產生極端個案的困難羣體,民政部門基層幹部建議,應實施精準救助,加大救助力度,破解羣衆看大病難題。
民政部社會救助司副司長劉喜堂介紹,目前全國70%的縣醫療救助封頂線不足1萬元,中西部地區甚至不足6000元,對於動輒幾萬元、幾十萬元的大病費用而言如杯水車薪,“兜底”的民政救助竟然只能“保基本”。他建議進一步提高乃至取消救助封頂線,對異地就診者的報銷比例適當上調,避免花費越多,報銷比例越低的情況,切實減輕貧困羣衆看病負擔。
民政部社會救助司醫療救助處處長張琳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方面,根據衛生部門確定所納入病種的發生率和所需醫療費用,扣除大病保險能夠報銷的部分,按照醫療救助報銷50%的比例,約需要367億元。今年,國家實際撥付的醫療救助資金僅爲140億元,缺口較大。
“保障政策再完善,也難免出現極端個例,制度層面不好動,但可以通過應急性制度予以二次‘兜底’。”黃玫說,重慶從2011年開始,在市級層面建立應急醫療救助基金,截至目前救助了大病患者517人,花費資金1673萬元,人均3.24萬元,所救助的人員80%都不在原有政策範圍內,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