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法治中國”理念和“法治建設”的目標，同時還提出了良法和善治的概念，指出以良法促善治，“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爲什麼要以良法促善治？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雖然已經成爲了一種全世界普遍認可的治理方式，但是法治的內涵和品質卻仍然具有差異。提出以良法促善治，這是在強調實現高品質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目標。在有的國家，法律規定非常健全，法律體系非常完善，而社會對法律也普遍遵從，從法治的定義上來說，這些國家或許也可以視爲法治國家，但是如果從善治的角度來說，這些國家不但沒有實現善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陷入了韋伯所說的“理性的牢籠”，無力迴應社會的各種問題。

　　這些低品質法治之所以形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重視法律的質量。當法律的制定過程本身充滿了惰性和隨意性，缺乏科學、民主和詳細的審議，法律就有可能成爲一種擺設，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起到相反的效果。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就更能理解四中全會公報中提出的必須“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只有提高立法質量，實現良法之治，才能實現高品質的法治或善治。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高質量的立法？最爲重要的是必須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將憲法的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每一部法律中。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高度凝聚了一個國家的價值共識。因此各國普遍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對違反憲法的法律進行審查，以保證法律都符合憲法的規定和精神。我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現行憲法凝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了我國最廣大人民羣衆意志。因此，堅持依憲治國，發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憲法監督職能，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使我國法律都能夠符合憲法的精神，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要求。

　　追求良法還應當堅持民主立法。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其目的在於實現人民的追求。因此，在立法過程中，必須確保人民參與立法途徑，使得各方的意見都能在立法過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和討論。對於法律的品質來說，這不僅僅可以確保法律的最終目標能夠和人民的意志相匹配，而且還能確保法律本身的正當性和可被接受性大大提高。通過參與立法，人民能夠真正將法律視爲自己的法律，從而更加願意遵守法律。

　　追求良法還應當實現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可以將人民的意志最大限度地反映到法律中去，但在民主立法的過程中，存在的難題是如何將各種不同的人民意見綜合起來，選擇一部真正符合人民長遠利益和根本意志的法律。如果沒有科學立法的方法和意識，那麼這一難題將很難解決。由於民主立法往往針對某個議題而進行立法，會出現一種所謂的“緊急立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有的情況下，甚至還可能出現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例如，當一個城市出現大氣污染，民主立法可能會急切地要求某些應對措施。但是以科學的視角來看，這些措施可能並不是最爲有效的。可能最爲有效的措施是公衆難以意識到的某些方法，例如提高成品油的質量，例如對某些企業徵收污染稅。總之，相比起簡單地綜合各方意見，科學立法將科學的精神引入公共討論，從而保證了法律的品質。

　　追求良法還應當保持法律與時俱進，堅持四中全會公報中所說的“立改廢釋並舉”。當今社會日新月異，變遷之快前所未有，往往一部法律制定之後，過一段時間就可能和社會的需求脫節。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通過立法、法律修改或法律廢止等立法手段來回應這種社會需求之外。社會也應當通過法律解釋來解決社會現實問題。這樣，可以一方面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保證法律的框架不被突破；另一方面，法律解釋也解決了法律滯後於社會的問題。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但善治未必是良法的必然結果。“徒法不足以自行”，將良法轉化爲善治，還需要社會各方身體力行，以切實的行動來將良法落到社會實處，使得良法中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民意志、科學意見、時代精神能夠真正彰顯出來。

　　對於法律的施行，首先最爲重要的在於黨和政府的帶頭守法。各級領導幹部如果法治意識淡薄，將法律視爲約束他人而不是約束自己，那麼這種示範效應就會產生相當負面的效果。廣大羣衆如果看到領導幹部以身試法，就會同樣對法律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在法律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採取守法的態度，在法律對自己不利的時候採取規避法律的態度。這樣，法律的權威性將蕩然無存。即便法律的立法質量再高，這種良法也不可能轉化爲善治。

　　除了領導幹部的法律信仰，普通民衆的信法守法也非常重要。當法律存在不合理或與時代脫節的問題時，民衆只能通過立法機關的修法、廢法或司法機關的釋法來表達訴求，而不能直接以法律本身存在的某些不合理問題而違反法律。因爲即使是一部高質量的法律，我們也不可能保證它能夠在所有時候對於所有人都是合理的。當某個人能夠以不合理的理由來違反法律，那麼其他人就可能效仿這種做法，當這種效仿的人數越來越多，那麼法律開的越來越多的“口子”就會最終摧毀法律的權威，摧毀善治的可能性。

　　良法與善治對我國的法治提出了品質上的要求和目標。而無論是良法還是善治，可能都提示我們，法治並不是要消除人的積極作用，相反，它要求我們積極行動起來，積極參與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帶頭信仰和遵循法律。唯此，良法與善治纔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