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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主動性和開放性是當代的一個重要命題。當你不把“我”當成“我們”來看的時候,“我”怎麼辦?中國最強的力量是政府,所以,治理最重要的環節也應從政府做起。要鼓勵各地的自主探索,減少行政干預。其路徑之一是以現代治理的方式,集中傳統的各種資源;以傳統的治理理念來充實現代治理的手段。所以既要重文本重原則,也要注意一種活態的傳承,要讓民俗與文本結合。
思考“我們”,就要思考當代中國人在傳統中的位置是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在改革的命題上決策者和理論界達成空前的共識,這個共識就是這一代中國人在中國歷史上承擔着重要的使命,也面臨着巨大的危機和挑戰。一方面我們感覺傳統和我們的距離已經很遠了,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傳統離我們很近。我們在歷史的深層結構上並沒有改變,文化並不是一件可以隨着流行改變的襯衫,而是一種流淌的血液。現在流行的物質文化形態、制度文化形態雖然變化比較大,但是在觀念文化形態上,我們依然是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觀念。21世紀、22世紀的世界新格局,需要中華民族完成再一次的文化融合。我們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不同文明、不同觀點、不同利益訴求的不同社會主體之間,怎樣進行對話。對話不是調解、談判、陳述。對話是:我可以堅持我的觀點,我也可以修正我的觀點,我願意向對方學習,從對方獲取提升我的養料。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話的基本規則就是“五戒”:第一戒,戒缺席,相關方都要到場;第二戒,戒霸權;第三戒,戒沉默,一定要充分表達;第四戒,戒固執,你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也要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意見;第五戒,戒猜忌,就是信任原則。
(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陳越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