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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爲,學習文件或講話也要有底線思維,不明知故問、不混淆概念、不吹毛求疵。關於袁部長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些文章圍繞三條底線和四個決不做文章,形成了幾類主要的質疑聲或反對聲:
一是明知故問型。明知"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特指那些站在西方立場指責或批判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項事務的書籍,卻故意追問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西方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是否屬於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故意追問是否可以拋棄對所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研讀。這一論調看似明知故問,實則希望通過公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西方屬性的承認而覆蓋對所有西方價值觀的接受。這一論調沒有認清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有之未必然、無之必不然"的必要關係。
二是混淆概念型。把"不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簡單等同於拒絕西方思想、拒絕貿易往來、重新閉關鎖國;把介紹或講解西方的思想理論簡單等同於傳播,把一切西方思想看成惡毒言論,從而拒絕一切學習西方的行動。這一論調意在製造"絕對的西方"和"絕對的東方",把東西方絕對地對立和割裂開來,刻意地製造黨和國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鴻溝、與現代化發展潮流之間的鴻溝。
三是吹毛求疵型。吹毛求疵地把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機械地看成三條平行線,以三者之間存在的相互交叉關係來指責袁部長在同一問題上提出重複要求,事實上,這裏只是提出課堂需要有底線思維,而這種底線思維可以從政治、法律、道德等的維度上進行建構,換句話說,這三大底線就是意識形態的底線。而"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正是堅守意識形態底線的具體要求和現實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