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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放棄城市生活轉而投身農村廣闊天地,鄉野帶來夢想也製造煩惱;他們是飛出山鄉的“金鳳凰”,卻在追求事業和愛情的過程中屢獲“差評”;他們是不甘寂寞的農村新生代,卻每每遭遇“洋得霸氣、土的掉渣”的無情嘲弄……新農人、鳳凰男、殺馬特,一個稱呼、一個標籤、一種態度。透過這些近年來的流行詞彙,我們能否感受到中國加速城鎮化大背景下的城鄉關係?
“新農人”的煩惱
在城裏學習或工作,再回到農村創業,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新農人”。
今年36歲的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紫雲縣壩羊鄉科羽有限公司董事長舒明勇已經回鄉創業11年,在當地返鄉農民工創業園區經營一家氣門芯生產企業,是一位標準的“新農人”。
儘管在別人看來光鮮亮麗,但這些年來,資金問題始終讓舒明勇備受壓力。他說,國家出臺了很多扶持農民工創業的金融政策,比如農村信用合作社可放無硬件抵押貸款,“看起來門檻很低,但踏進去卻發現自己天天在給銀行打工。”
舒明勇說,和他一樣返鄉創業的青年有很多又重新走上打工道路。除了外部因素,盲目跟風上項目、過度依賴政策、缺乏創新意識等,都容易導致農村青年的創業之旅止於半途。
如今,像舒明勇這樣的人還有不少。2007年,謝思惠放棄了山東農業大學免試保研的機會,回到家鄉福建福安市曉陽鎮谷口村當起了農民,幾年下來,他創辦的好思惠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吸納了10多位志同道合的大學生,並聯合村裏100多個農戶搞起了農業合作社,每年種植生薑、茶葉、晚熟葡萄的產值超過了3000萬元。
謝思惠說起創業歷程卻難掩酸澀:“到現在爲止,我還得承受鄉鄰們不解的目光和‘瞎折騰’的非議,土地流轉、銀行貸款、旺季僱工,隨便一個問題都夠我喝一壺。”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教授朱啓臻說,返鄉發展的大學生、農民工、城市白領等“新農人”們對農業的熱情和鄉村的熱愛值得鼓勵和支持,但“新農人”自己要對農業經營的風險和困難做好充分準備。同時政府對有貢獻的青年應給予大力扶持,降低他們的經營風險、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農業農村不斷吸收新鮮血液。
“鳳凰男”的哀愁
2006年電視劇《新結婚時代》熱播,郭曉冬扮演的何建國爲“鳳凰男”成功畫像:出身農村、落戶城市、事業小成,娶了漂亮的城裏姑娘,卻因爲養老、農村建房、生男生女等問題夫妻衝突不斷、心力交瘁。
在網絡語境中,“鳳凰男”除了“飛出山溝溝”的出身指向,還代表着吝嗇、自卑、敏感等一系列涉農“劣根性”,被列爲“值得警惕的婚姻對象”。
老家閩南農村的小張名牌大學畢業,在福州一家事業單位幹到了中層,去年,他卻在旁人訝異的目光中結束了自己的婚姻。他一臉苦澀地道出分手之痛:“妻子是大城市生人,除了老母親從鄉下來帶孩子,她從來不讓老家人住在家裏,搞得我沒法做人。”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鐘山縣清塘鎮副鎮長潘夏莉認爲,一個出身貧寒的農村大學生出人頭地,背後可能是一個家族的各種支持,在報恩、養老方面他無法迴避責任。“鳳凰男”的哀愁既有經濟上的無力感,更有文化上的撕裂感,透過對“鳳凰男”的爭議,更要反思現在獨生子女負擔重、農村養老體系不健全、農村青年婚姻成本高漲等社會現實問題。
“殺馬特”的糾結
他們是海報裏造型誇張、眼神桀驁的“洗剪吹”型男組合;他們是喊出“我的滑板鞋時尚時尚最時尚”的僞臺灣人(此處讀len)龐麥郎;他們是電影《心花路放》裏“沒有耳釘,不足以談愛情”的90後情侶,他們就是大名鼎鼎的“殺馬特”。
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師塗明謙說,從社會學角度很難對“殺馬特”給出準確定義。那些奇裝異服、土洋難分的年輕人出身農村或者小城鎮,但對都市文化、西方文化充滿嚮往,因爲經濟條件、文化層次都無力達標,轉而追求姿態上的“融入感”,“他們其實是缺乏文化自信和身份認同的一羣人,是糾結在鄉土胎記和媚洋傾向之間的一羣人”。
塗明謙認爲,帶着文化精英的優越感去嘲笑“殺馬特”是很容易的,但年輕人標新立異乾點傻事也無需冷嘲熱諷。重要的是不管是父母長輩還是其他人,能否透過外表去理解他們的內心,讀懂他們的“孤獨和任性”。這裏不僅有代溝問題,還有經濟和教育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英才學院董事長楊文說,在城鎮化進程中,從農村涌入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爲一個城市的正常運轉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他們同樣渴望融入城市,不管是戶籍上還是文化上。而改變自己的外貌和衣着,似乎是最簡單易行的方式,因此他們非常容易受到流行文化的影響,但一個人的審美觀和氣質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一定文化知識的積累。
楊文認爲,網絡上部分網友對殺馬特的諷刺和調侃有點過於“傲嬌”,城市文明應該是包容的,社會應該對“殺馬特”給予更多的關心和耐心,幫助他們成長與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