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貫穿2015年『全國兩會』的核心議題。3月11日，在社會科學界小組討論會後，中國青年網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這位從事改革發展研究數十年的專家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判斷，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即從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階段』。而如今，黨和國家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遲福林認為，這又是一次歷史性的變革機遇。

　　『中國經濟轉型已經到了最後窗口期』

　　『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昇級與增長下行壓力融合在一起，也與新的科技革命融合在一起，同時又與新的國際市場變化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爬坡過坎期，體制性摩擦和結構性矛盾成為「攔路虎」，這個背景下你不改革是不行的。』遲福林提出，在多方面因素高度融合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已經到了轉型的最後窗口期。

　　『我說這是最後窗口期，有的人不同意，說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怎麼能說是最後窗口期呢？現實情況是，到2020年，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那麼我國的整體發展就將處於被動狀態；如果我們能取得實質性突破，那麼我國GDP就會保持6%~7%的增速，並且還能為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從這個角度看，2020年是我國經濟轉型昇級的重要時間節點，最後窗口期。因此，我提出要「跳出短期看中期」、「跳出速度看結構」、「跳出政策看體制」。』

　　采訪中，遲福林反復強調『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的重要性。『2020年是一個歷史性節點，承上啟下。到2020年能不能實現全面小康，奠定了中國能不能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的決定性基礎。如果2020年我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以上應該沒有問題，我們就能順利地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走出一片新天地。』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

　　『四個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是較早就被提出來的。遲福林認為，它是『四個全面』能否實現的關鍵，它也將以前所未有的寬度、廣度和深度推進各方面、各領域轉型昇級。

　　遲福林表示，與2014年相比，2015年改革將進一步得到深化。首先，經濟改革具備更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而解決結構性矛盾，關鍵在政府改革。』遲福林說。今年在財稅、金融、教育領域出臺重大改革，結構性調整步伐加快，由此將對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次，從政府推出『三個清單』來看，政府改革已經向縱深發展，『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我們也看到政府改革的力度是比較大的。』遲福林認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的推出，是歷史性的突破，是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標志。

　　第三，國企改革有望在今年取得重大突破。國企改革的方案必須把中央頂層設計與地方積極性結合起來，在頂層推動人同時不可忽視地方的創造性。中央的國企改革設計方案應該不僅限於企業層面，也會涉及到國企改革的全局設計和結構性變化。

　　『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的獲得感』

　　『從生存型階段到發展型階段，突出矛盾是什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主要矛盾沒有改變，但是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是吃不飽飯，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現在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突出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提出，政府要盡快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遲福林說。

　　『老百姓怎麼能夠公平地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呢？我國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大國，想在各方面迅速拉平，很困難。』但是，遲福林表示，在國家財力已經有一定基礎、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條件下，政府應當明確制度統一，底線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目標。『比如說，去年黨政機關公職人員的養老保險改革，就在制度統一上邁出一大步。』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標，包括總體上實現城鄉一體化。『我總說2020是一個歷史節點，「農民工」這個提法將在2020年成為歷史，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日可待。』此外，遲福林還提出『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的概念。『現在我們中小城市的公共資源，包括教育、醫療、文化方面，與大城市的差距太大。加強中小城市的公共資源配置，有利於合理地轉移農民，有利於加快我國城鎮化步伐，同時也是拉動內需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采訪的最後，遲福林表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把握兩個方面，一是革新發展理念；二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籬。『我們不能用傳統的理念來解釋現階段的問題。比如互聯網創新，不能只靠政府而應該以」創客」為主體；再如，環境不只是發展條件而已經成為發展目標。正確的發展理念非常重要。』

　　『我30多年前就參與到改革研究中來，今天的改革將更深層次地觸及利益關系，深刻而又復雜，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組織推動，纔能打破利益藩籬，最終勝利推進。』遲福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