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要求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背景下，部分幹部出現了“爲官不爲”的苗頭，幹事創業的積極性有所下降，不願擔當，不敢作爲。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有些黨員幹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事情不影響自己的位子，就不聞不問；遇事繞着走，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主動服務意識欠缺，成爲“佔着位子不幹事，拿着工資不出力”的“南郭先生”。有些黨員幹部辦事拖拖拉拉，議而不決。辦事不分輕重緩急，含糊其辭，推諉扯皮。敷衍塞責，應付了事，給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有些地方中央政策已經到位，土地有了，資金批了，項目卻因地方官員不作爲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難以落到實處，錯失發展良機。庸政懶政現象在某種程度已經阻礙了經濟社會發展。

　　庸官之所以能混，懶官之所以能撐，跟目前缺乏嚴密嚴厲的懶政庸政問責機制不無關係。縱觀各類問責制度，均聚焦於公共突發事件，造成重大損失、引發社會動盪的各類事件，對由懶政庸政導致的黨和政府形象受損、經濟發展滯後、羣衆怨聲載道等，缺乏有效的監督問責。公衆對領導幹部的任命、升遷乃至考覈、評價缺乏實質性的監督和制約，甚至“投訴無門”，使那些沒有“硬傷”的幹部“沒有壓力、沒有敬畏之心、沒有危機感。”

　　在各地經濟轉型升級、穩增長的背景下，重拳整治黨員幹部庸政、懶政、怠政顯得尤爲重要，而制度建設必不可少。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確規定要集中處罰權和行政許可權，要“一站式服務”“一個窗口對外”“一次性告知”，用這些制度保證公務人員不至於推諉、拖延，保障相關人的利益。在獎勵制度方面，要和政績考覈、評價體系聯繫在一起。如果積極履行職責，從政績考覈的角度來講就應該是被肯定的，應該與晉升提拔掛鉤。此外，考覈評價體系應該更加開放和多元，要讓廣大黨員和社會公衆的知情權、話語權、監督權能夠充分落實。

　　國外一些措施值得借鑑。如，有些國家出臺國家層面的公務員職責法、公職人員道德法、公務員行爲準則等法律法規，各級政府部門制定針對每個崗位的行爲指南、規範手冊等。在機制上，設立專門的道德官員，進行績效考覈，鼓勵媒體監督等，這些都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