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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走一條深刻懺悔、反省,進而與戰爭受害國捐棄前嫌,贏得國際諒解的道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大和民族優越意識作祟與美國戰後對日政策是兩個最爲突出的主要原因。明治維新後日本努力學習西方,大搞“富國強兵”,在對外侵略戰爭攫取暴利的同時也生成了一種扭曲的民族心理,即身爲黃種人卻蔑視其他亞洲國家和民族,以躋身西方列強行列爲榮,努力“脫亞入歐”。這種意識並未隨戰敗投降而消失,今天的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仍然迷戀着“近代歷史上的輝煌”。較之日本自身原因,美國戰後的對日政策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佔領期間,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的着眼點從剷除滋生軍國主義溫牀轉向利用日本作爲“不沉的航空母艦”對抗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在美國的操控下日本與西方簽訂《舊金山和約》後,日本“迴歸國際社會”在美國卵翼下生存,兩者間包含了無數姑息、縱容和利益交換。“片面媾和”的結果是和平進步力量受到壓制,日本戰前政客粉墨登場,甲級戰犯嫌疑不僅僥倖逃脫了歷史的審判,甚至可以重新執掌國柄,爲美國的東亞戰略服務。
今天的日本政要爲什麼寧肯揹負沉重的政治包袱,也不肯真誠地反省歷史上的罪行呢?首先是安倍等人內心深處的錯誤史觀作祟,於是有了“侵略沒有明確定義”“從未詳細讀過《波茨坦公告》”之類的辯解,其本意則是否認對外侵略戰爭中的罪行,竭力迴避戰敗投降的歷史事實。其次是右翼勢力興風作浪,通過篡改歷史教科書、毒化社會政治環境的鼓譟宣傳,推動政治右傾化日益深重。最後是日本大衆未能像戰後德國幾代人走過的“從迴避到勇於承擔,進而達成理性認知”的過程。“亞洲的和解”是一個宏大的政治命題,也是當今日本最重大的政治過程和良心工程,如果安倍真想帶領日本越過“戰後”這道坎,就需要明白:正視歷史是東亞和解的必經之路,此外的一切機巧——無論是巧言令色、掩耳盜鈴、瞞天過海、欲蓋彌彰等都是徒勞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