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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一些地方中小學開學同上“抗戰公開課”。在課堂上,教師向學生們講述了不少生動但鮮爲人知的故事。
抗日“燈塔”延安還有一所日本農工學校
在延安舉行的抗戰公開課上,夏雷老師向同學們介紹了延安有一座專門招收日本人的學校。同學們好奇地發問:“延安爲什麼會有日本人學校?”
1940年百團大戰之後,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俘開始增多。爲教育感化他們,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設立一所改造日本戰俘的學校。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農民階層,自身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經過討論之後,決定將之定名爲“工農學校”。學校於1941年5月15日正式舉辦開學典禮,第一批入學的戰俘有11人。此後,八路軍、新四軍在前方俘獲的部分日軍官兵被陸續送往延安。
夏雷講道:“這些俘虜如何來處理?如何來解決他們生活方面的問題?是殺?是留?當時的日軍俘虜也惴惴不安。”
雖然八路軍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當時中共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按照軍團以上幹部待遇給予優待,伙食標準每人每月36斤細糧,3斤肉。曾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日軍戰俘香川孝志在回憶著作中寫道:發給我們的生活費每月3元,當時八路軍排級幹部每月只有兩元。“因此,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兩盅高粱酒。”
日本工農學校校長由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擔任,爲方便日軍戰俘的生活,中央選派了曾在日本留學的趙安博、李初梨來校任職。除了貫穿全天的學習之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建有圖書館、操場和俱樂部,豐富學員的學習生活。在這裏接受改造的日軍戰俘香川孝志曾回憶,他們在學校玩撲克、圍棋、象棋,甚至還打起了棒球。
到1945年抗戰勝利學校被撤銷,日本工農學校累計改造了約500多名日軍戰俘,先後有100多名學員從事敵後統戰工作,或與八路軍並肩作戰,由侵略者轉變爲反法西斯戰士。
延安中學學生楊柳穎聽完課說,自己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但對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歷史瞭解不多。老師的講述讓她知道,中國共產黨以寬闊的胸襟、正義的力量感化、優待日軍俘虜,日本兵因此從侵略者變成反戰鬥士,更彰顯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和偉大。
是誰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在瀋陽的課堂上,一首曲調淒涼哀怨,充滿國破家亡悲憤的歌曲《松花江上》響起,把在場師生帶回了那段屈辱的歷史。
1931年9月18日22時許,日本關東軍炸燬了南滿鐵路瀋陽柳條湖段,並佈置假現場,誣稱是中國軍隊所爲,並以此爲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中國軍隊駐地。
當時駐紮在北大營的是東北軍620團,該團團長王鐵漢說,日本人進攻北大營時,上面傳來“不許抵抗”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裏,挺着死,大家成仁,爲國犧牲”,“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
於是,一場沒有抵抗的屠殺開始了。據史料記載,日本兵一開始都是用刺刀扎,東北軍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鑽到牀下的士兵都被機關槍掃射而死。
王鐵漢爲了帶領兄弟們突圍,冒着違抗軍令的風險,命620團士兵待日軍一走近就開火。
北大營一戰,日軍傷亡25人,我軍傷亡失蹤總計483人。“我們手上就幾顆子彈都能打成這樣,如果豁出去打,我們旅有1萬多人,那幾百個鬼子肯定被我們全殲!”王鐵漢說。
“可以說,是王鐵漢率部打響了抗日的‘第一槍’,在之後的抗日戰場上,也能見到他的身影。”在場老師說。
東北育才學校學生葉宇晨說,通過學習我們瞭解到不抵抗並不是真的無人抵抗。面對侵略者的鐵蹄時,不屈的東北軍民敢於抗爭,敢於擔當,這種愛國精神和“寧可戰到一兵一卒,也要堅守抗戰到底”的抗爭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們。
改變美國政府對中國印象的“八孔窯”
在延安中學的校園內,有一排條石砌成的石窯洞,被師生們叫做“八孔窯”,學生們大多知道這裏曾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駐地,卻對他們在延安的活動情況知之甚少。美軍觀察組是什麼?在公開課上,教師夏雷準備的一段視頻資料,讓學生們瞭解到這段塵封的歷史。
1944年7月22日,一家美軍軍用飛機在延安機場成功降落,從機上走下9名年輕的美國軍人和外交官,他們就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到最後階段,爲了更有效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直接接觸,於是在重慶、延安和中緬印戰區總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協調下,這個代號爲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來到了延安。
從1944年到1947年3月,美軍觀察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報告,內容涉及邊區人民的生活,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爲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資料。
美軍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1944年7月28日發回的第一份電報中,把延安描述爲與重慶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裏有清新的風氣,欣欣向榮的氛圍;沒有乞丐,沒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澤東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與普通老百姓聊天。
這些來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報告讓美國政府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紅燈籠也能成爲“防空雷達”
在重慶66中舉行的抗戰公開課上,老師播放了一段1941年由美國人拍攝的重慶大轟炸的真實紀錄片《苦幹》,學生們對其中高高升起的紅燈籠特別感興趣,這些紅色燈籠就是重慶戰時的空襲警報系統。
當時的中國並沒有掌握防空雷達技術。面對日軍戰機頻繁的轟炸,1937年9月成立的重慶市防空司令部借鑑從周朝開始實施的“烽火臺”體系,配備防空監視隊、哨。他們在重慶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廣闊區域,設立了由26支監視隊、132所監視哨和1所獨立哨組成的防空情報網。
懸1個紅燈籠,是遠在宜昌的監視哨發現日機,其航向可能是重慶,市民應預先準備或疏散;懸2個紅燈籠,是萬縣(萬州)監視哨發現日機,其航向是重慶,大約敵機1小時內將空襲,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報解除前不許外出。
西南大學教授潘洵說,紅燈籠成爲抗戰時期重慶人的共同記憶,也凝結了中國人的抗戰智慧,有時,人們一天要跑兩三次警報。警報解除,人們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補補,該工作就工作,該讀書就讀書。這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絕不屈服的意志。
聽了“紅燈籠空襲警報”的故事,學生們無不感慨抗日軍民的智慧和樂觀精神。重慶66中學生鄭劍鋒說,本以爲頭頂轟炸,那時候的重慶人應該每天生活在驚恐中,但他們卻能將跑警報當成一種正常的生活去規劃,其中凝聚了中華民族絕不屈服的鬥爭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