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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問題』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或產生出來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提昇出當今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並回答的時代性課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經典文本』與『現實邏輯』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是在研讀『經典文本』與揭示『現實邏輯』的互動中逐步推進的。馬克思是把『經典文本』與『現實邏輯』相結合的典范。馬克思既在『書房』認真研讀經典文獻,同時又走出『書房』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社會考察。他把研讀經典文獻作為揭示現實邏輯的思想資源,但其重點在於揭示當時他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邏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勞動的邏輯』。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以『社會實踐』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社會實踐在人們所把握的感性對象、認識過程、宗教本質、人的本質、現實社會、新唯物主義、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邏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以『現實的個人』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現實的個人』及其社會生活過程的邏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以『階級』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了階級的邏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商品』為邏輯起點,著重分析揭示了商品展開的內在邏輯。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研讀大量經典文本的前提下,深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邏輯』,纔創立了馬克思主義。
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是『經典文本』研究有餘而『現實邏輯』研究不足。1978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在『經典文本』,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文本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央編譯局、中共中央黨校、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黑龍江大學等單位的一些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學術貢獻,推進並深化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應充分肯定。然而,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現實邏輯』這一『下篇』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不屑一顧,不願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無能為力,不能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顧慮重重,不敢研究。由此就造成這樣的狀況:馬克思注重『走出書房』,而我們多『呆在書房』;馬克思注重解讀『現實邏輯』,我們多遠離『現實邏輯』;馬克思的學說引領著時代和實踐發展,我們的研究卻落後於時代和實踐發展所要求的水平;馬克思的學說是世界性的,我們的一些研究成果卻是自言自語;馬克思的學說是實踐性的,我們的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概念性的。一句話,我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對接不上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哲學所理解的『現實』
應怎樣理解我們所講的『現實』?哲學所理解和把握的『現實』,從本質上講,不僅僅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或『表象』。它具有三層含義:一是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及其展開;二是現象背後的『本質性』及其展示;三是感性背後的『理性』及其展現。『現實』並不是與偶然性、現象和感性毫不相乾的。我們往往是透過一系列偶然性來把握必然性,通過現象來把握本質,通過感性來把握理性。因為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是直接相關的,是緊密聯系住一起的。現實,是一種必然與偶然相統一、本質與現象相統一、理性與感性相統一的存在,那種沒有表現在偶然、現象和感性中的必然、本質、理性只是在邏輯中存在,不具有現實性。有些學者割裂了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的關系,只強調必然性、本質和理性而忽視偶然性、現象和感性,這就把自己置於偶然性、現象和感性之外,而在實際上卻是難以真正把握必然性、本質和理性的。因為如果不與感性的現象接觸,我們是永遠把握不到必然性、本質和理性的。我們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感性現象背後的本質、必然性及其展開、展現的內在邏輯,而方式,是要用理性思維透過偶然、現象和感性來把握的。這就對我們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既要了解感性現象,更要把握其本質和必然。這叫作從感性認識上昇到理性認識。
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如何全面准確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其邏輯起點是什麼?這需要借助哲學思維和方法。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為此,首先要實行『結構轉型』,因為現代化過程首要是結構轉型的過程。這種轉型,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艱辛探索和積累的基礎上,從1978年真正開始的。『結構轉型』是把握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的邏輯起點。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是政治權力過大,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相對較小,而且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往往依附於政治權力。這本質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這種結構必然產生『權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缺乏制約』的權力運作方式。這種權力結構及其權力運作方式具有一定的歷史積極作用,這就是如果決策正確,可以動員和組織國家一切資源和力量辦大事。然而,它也有弊端,即權力高度集中而如果缺乏有效制約,容易產生腐敗和不良作風。這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結構性障礙。結構轉型,就是要進行『領域分離』:一是政企分開;二是政社分開。政企分開,意味著有一個領域相對獨立,這一領域是經濟領域。在這一領域,市場力量或資本力量逐漸增長並發揮作用。政社分開,意味著另一個領域相對獨立,這一領域是社會領域。在這一領域,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力量逐漸增大並發揮作用。顯然,伴隨著領域分離的是『力量轉移。』
今天,我國的市場或資本力量、社會力量的增大,就是這種力量轉移的真正寫照。力量背後的實質是利益。由此,力量轉移必然帶來或展開的邏輯,就是『利益博弈』。今天,我們正處在各種力量和利益的博弈期。思想的背後是利益,利益往往是用思想來表達的。這種力量和利益博弈的必然邏輯,就是『思想多元』。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力量、利益、思想多樣多元的時代。力量轉移、利益博弈和思想多元正在引起當今中國社會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這就是『整體昇級』。
具體來說,1978年以來,我國真正開始實行結構『轉型』,現在還一直處在轉型過程中。然而,1978年之初,我國處在解決『發展問題』時期,這種轉型也只是在某些領域展開,而不是整體轉型。十八大以來,以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志,我國真正進入了鄧小平所說的『發展起來以後』時期。這一時期,我們所發生的不只是部分轉型,而且是以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為推動的整體轉型,甚至是整體轉型昇級。這種整體轉型昇級,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開了。這種整體轉型昇級首先要解決因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德治、治理沒有跟進而在今天出現的思想分化、認同危機問題,目的是為了達到『整合共識』。要解決思想分化、認同危機進而達到整合共識,要積極推進當代中國發展的整體轉型昇級,『現代治理』能力是關鍵。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背景和意義就在於此。現代治理的主要手段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首要目的是解決思想分化、認同危機進而達到整合共識,且順利推進當代中國的整體轉型昇級,這些都是為了『建構秩序』,即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良性秩序。當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致力於建構這種良性秩序。如提出的公平正義、建設法治中國、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德治國等等。現代治理、建構秩序的根本目標,首要就是『民族復興』。這,就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時代性課題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
『中國問題』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或產生出來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們所要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或者說,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應提昇出當今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並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根據以上論述,這一時代性課題,從哲學來講,可從目標和手段兩個基本維度來把握:一是目標維度,即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二是手段維度,即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近代以來,尤其是1978年以來,中國的歷史使命和總任務就是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實現『結構轉型』『整體昇級』『整合共識』『現代治理』和『建構秩序』等,主要就是解決怎樣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問題的。
解答這種具有總體性的時代性課題所需要的哲學思維,是『總體性戰略辯證法』。這裡,戰略思維重根本、全局和長遠,是對戰略問題做出戰略性思考和謀劃。總體性辯證法注重系統、結構、矛盾和重點,注重聯系和發展,注重運用辯證思維化解矛盾、解決問題、把握工作重點。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出來的,是從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的『中國問題』尤其是時代性課題的解答中產生出來的。這裡的邏輯是:現實邏輯—中國問題(時代性課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可以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書寫當代中國發展『現實邏輯』的典型范例。具體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他心目中的問題,從根本根源性來講,就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出來的時代性課題。他運用戰略思維來思考和謀劃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這是目標維度),這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運用總體性辯證法來思考和謀劃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這是手段維度),這集中體現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