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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黨問題,是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國家的命運和一個黨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黨強則國強,黨危則國危。這不是誇大其詞,而是事實。現如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局勢千變萬化,國內社會矛盾突出,國家發展、民族復興正處在歷史緊要關頭,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這種情況下,肩負領導責任的黨自身狀況如何,更是與我們事業的興衰成敗密切關聯。黨要管黨,管好自己,不但是黨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要求。
治黨務必從嚴。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基本道理。從黨的價值目標而論,通過執掌政權,帶領人們走向更加美好的社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樣一個黨,必定是一支集合在崇高理想下的高標准嚴要求的隊伍。從黨的性質而論,『先鋒隊』的特性決定了這支隊伍應當由有擔當、有責任感、『先天下之懮而懮、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秀分子所組成。然而,問題實際上又不那麼簡單。一個『嚴』字之所以讓人充滿期待,是因為我們在領導國家經歷滄桑之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對黨自身的治理卻有些不盡如人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這個『嚴』上出現了問題,打了折扣。在某些領域一定程度上,消極腐敗現象泛濫,基層組織軟弱渙散,黨員理想信念動搖,黨的機體遭到了嚴重侵蝕。鄧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後期痛心疾首地講『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時候,針對的恐怕就是這種情況。
在治黨方面,我們黨有著極為豐富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為我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證。黨的建設也因此被毛澤東譽為我們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執政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治黨不嚴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伴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日顯突出,引人關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固然不能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簡單化,然而的確可以說,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條,還是對政黨執政規律把握不夠。相比過去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執政黨最大的變化是執政。執了政、掌了權,一方面,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更好條件,可以集中力量為人民辦更多的大事、好事。另一方面,黨的乾部、黨員甚至組織被權力腐蝕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忽視執政帶來的這種風險、危險和考驗,對權力的雙刃劍作用認識不足,對權力約束和制約缺乏足夠的力度, 『權力任性』便難以避免。一部跌宕起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已經表明,怎樣既利用權力為人民服務又防止被權力異化、腐蝕,是一個長期困擾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並且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重大課題。我們看到,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用權不當,用權不慎,執政失誤,進而導致黨群關系不進反退,黨的形象不昇反降,黨的公信力逐步喪失,執政合法性逐步動搖,出現了執政權得而復失的大悲劇。這裡反映出來的是政黨執政的規律性。警鍾長鳴,其中的慘痛教訓,永遠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表明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立足於治黨和國家、民族命運密切聯系的寬廣視野,我們能夠更加科學地理解今天提出這一重大命題的深刻含義。這裡的『全面』,不只是指治黨涉及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設等各個方面,更不是對以往黨建理論、黨建思想、黨建經驗的簡單堆砌和重復,而是把治黨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中來認識,把治黨和治國理政結合在一起來思考。治黨不是為治而治,而是以更好地實現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科學、有效領導為指向。提高執政黨建設的科學化水平,也內在地要歸結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上,並且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治黨和治國同屬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面統籌、整體設計、協調推進。只有這樣,全面從嚴治黨纔能和其他三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