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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塑造時代特徵、引導社會發展方向的強大精神文化力量。文化強國作爲當代中國發展逐漸呈現的總體性追求和志向,不僅突出了中國道路的價值理念與文化目標,也正在開啓中國道路實現自覺話語建構的歷史過程。如果說長期以來在西方的文化話語中,中國不是作爲改革開放前的“政治中國”就是作爲改革開放後的“經濟中國”的話,那麼當代中國文化強國的話語建設實踐,必將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強有力地論證和呈現當代中國之不可遮蔽的、獨特的文化權利與責任,並由此對西方的文化話語體系構成強有力迴應與糾偏。
文化強國的古今邏輯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歷經地域之間的頻繁流動、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融合、文化的涵容創造與擴展,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格局,造就了具有高度文化認同且極富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梁漱溟曾從文化比較角度精闢指出:中國文化不僅有悠久的歷史,而且更是已經形成極強的個性,它獨自創生非從它受,自成體系與它者差異甚大,自古及今綿延獨存,同化能力極強,影響力既遠且大,具有高度的妥當性與調和性。
就此而論,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首先要表達的是對中國作爲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明確認知,以及對由此生髮出的浩蕩充盈的中華文脈及其獨特個性的自覺承續。這是立足於歷史發展的脈絡必然要展現出來的文化強國的基本邏輯,也是文化強國的歷史性的呈現。相反,如果對本民族文化和歷史持虛無主義立場,拋棄傳統、捨棄個性,則勢必丟掉根本,並在話語上自絕民族的精神命脈。當前,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思潮在社會上蔓延且頗有市場,這種思潮企圖通過解構民族歷史,顛覆文化傳統,否認革命正當性,詆譭國家發展成就,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於此,我們要保持警覺,但也不必驚慌失措,因爲只要立足於文化強國的話語邏輯,就不僅能看清其在方法論上的根本性缺陷,也能識別其作爲文化泡沫的本質,從而在神清智明的前提下對症下藥、逐一駁斥。
早在數十年前,錢穆就說過:“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所謂文化強國的古今邏輯,其實質就是要珍惜承繼有深厚民族歷史底蘊的文化傳統,拒絕並走出虛無主義的認識誤區和觀念訛誤,並在對這一傳統本身的創造性詮釋中始終切近當代中國人的現實生活與價值創造。
文化強國的中西邏輯
近代以來,隨着大洋航道的開通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崛起,中西文化開始大規模正面接觸乃至碰撞。正如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言,“在近代四五百年的接觸中,中國的衰世碰到了歐洲的盛世,就不免有招架無力之感”。然而,正如任何一種文化都必然要在自身歷史的脈絡中生成和變遷一樣,文化的歷史命運也必然要在確認和把握自身主體性基礎上去自覺面對和改變。回眸當下,正如百年前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所觀察的,西方正逐漸走向衰亡。梁啓超也在觀覽了經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破敗不堪的歐洲後發出感嘆:“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具有自身獨特文化主體性的當代中國,怎可期盼一顆正在走向沒落的“西洋文明”的種子能在中國長出碩壯果實?
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許多中國思想家就已對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思考。比如,梁漱溟認爲,“要中國人學走近代西方個人權利本位的立國之道,這於其幾千年倫理義務本位的社會人生,恰爲前後全不接氣的文章。倒是邁越乎此,而向上提高直接爲人類社會未來文化闢造新局,方有自己的出路”。張君勱指出,“居今之世之最大責任,厥在對於今後世界新文化之貢獻。吾國人而誠能發奮爲之,則新文化桌上,必容吾國人佔一席”。這提醒我們,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由是而論,建設文化強國,要立足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資源,抓住時代新機遇,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復興開闢新空間,爲世界文化的發展開闢新機緣。這是文化強國的社會性與民族性的呈現。
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
文化立國是延續在中國歷史深處的長久根脈和基本觀念。梁漱溟曾言,中國人向來“是以天下觀念代替國家觀念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認爲,“中國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國家,其身份認同感源自作爲文明國家的悠久歷史”。然而,進入17世紀以來,隨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西歐的誕生和確立,“民族國家”不僅作爲一種全新的國家形態,而且作爲一種嶄新的國家建構和文化建構理念在船堅炮利的支撐下得以凸顯,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般而言,面對國家形態和理念從古代帝國體制走向近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非西方後發現代化國家大致有三種選擇:一是盡棄本國傳統全盤西化;一是基於原教旨主義態度爲了反西化而反現代化;一是追求現代化但拒絕西化。最後一種類型又分爲兩階段:早期階段,在西化過程中促進了現代化;進入成熟階段後,則會產生一種“去西方化”、復興“本土文化”的要求。中國的發展無疑屬於第三種類型,即首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進而獲得生存與發展之機會。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其實質必然是要在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之上,以更加開闊的文化自覺和價值選擇,展現中國作爲一個“文明國家”的國家形象和話語表達。這是文化強國的理論自覺性和超越性的呈現。
文化強國的實踐邏輯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落後就要捱打的歷史命運,也在捱打過程中漸漸失去文化自信,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對自身文化話語權進行主動建構與把握的歷史境遇。美國漢學家列文森曾說,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往的過程中,“西方給予中國的是改變了它的語言,而中國給予西方的是豐富了它的詞彙”。改變語言與豐富詞彙,這二者顯然不在同樣等量級上。
然而,用西方話語邏輯解釋中國,就其實質而言,不僅遠非真正意義上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也是在話語建設上放棄或無視自身文化建設實踐主體性、創造性乃至普遍性的表現。因此,立足於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文化強國所要追求和凸顯的話語邏輯,就決不能只停留在歷史自覺、比較自覺和理論自覺層面,而是要更深一步,把文化強國的話語建設推向實踐自覺層面,從而以當代中國人所走出來的中國道路及其不斷完善和推進爲基礎、根本和展開。這是文化強國的實踐性和創造性的呈現。
筆者認爲,落實到實踐層面,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應在以下三方面創造性地走出更爲堅定而自信的步伐。第一,堅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發展立場,把握中華民族對自身文化發展和話語建設的主動權、主導權;第二,追求“合作共贏”的文化發展目標;第三,擴展“交流互鑑”的文明發展原則,爲身處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交往提供一種具有歷史合理性和永續生命力的文化選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破解文化話語建構的守勢,建成文化強國。(張城馮鵬志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