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或黃昏，城市或鄉村，廣場上、小區旁、花壇邊，這群被認為有一塊平整空地就能扭動起舞的大媽們，是個將近1億人的群體。喧囂的爭議，將她們與『大嗓門』『奇葩』『落後』捆綁在一起，廣場上的她們面目模糊。

　　一項為期3年的調查在城市和鄉村展開，這些調研者試圖回答：她們到底是誰？她們為什麼如此？她們為何被如此對待？

　　每天傍晚時分，一群大媽准時出現在青年學者黃勇軍家窗外的空地上。她們伴著激情歌曲，動作一致地抬手轉身。3年前的黃勇軍很是反感：『她們剝奪了我安靜看晚霞的權利。』

　　3年後，他坐在湖南師范大學的辦公室裡，在暮色中寫下：『從未如此這般地對她們有如此刻骨銘心的情感。』此時，大媽們依然在扭動著，音樂的聲響透過窗戶傳進來。

　　黎明或黃昏，城市或鄉村，廣場上、小區旁、花壇邊，這群被認為有一塊平整空地就能扭動起舞的大媽，是個將近1億人的群體。喧囂的爭議，將她們與『大嗓門』『奇葩』『落後』捆綁在一起，廣場上的她們面目模糊。

　　雖然反感，黃勇軍卻想弄明白：『究竟因為什麼，廣場舞在如此大的群體、如此廣闊的范圍，活躍地存在並蔓延著？』

　　2012年秋天，這個思考在黃勇軍的課堂上引爆。當廣場舞這個實例『意外』地進入關於自由主義的議題時，激烈的辯論爆發，遠超當日主題：公共空間的功能、空巢化、城市化、人口流動、陌生人社會、社交困境……

　　幾個星期後，爭議還未停止。

　　『你不明白她們每個人的處境、她們的喜怒哀樂，就是罵，也罵不到點上！』強調關注個體，避談宏大敘事的黃勇軍跟爭論的學生們喊道。

　　於是，黃勇軍與同為政治學者的妻子米莉，帶領著課堂上參與激烈討論的16名學生，對廣場舞團體進行了為期3年的跟蹤調研。湖南、江西、寧夏，城市、鄉村、縣城，他們接觸了20多支隊伍，1000多名舞者，與其中100名進行了深度訪談。

　　他和調研團隊試圖回答：她們到底是誰？她們為什麼如此？她們為何被如此對待？

　　她們，或年老退休、或跟隨子女遷往城市、或留守鄉村，曾經熟悉熱鬧的場景不再，給她們留下的除了繁瑣無盡的家務，只餘孤單無助

　　晚上7點半，夜幕拉低了城市的聲響，水汽彌漫的長沙城靜了下來。

　　何湘玲走向湖南師范大學江邊食堂的空地，大媽們三三兩兩，已在閑聊等待。她們是調研組成員曹露的觀察重點。

　　音響打開，傳出『套馬的漢子，你威武雄壯』的歌曲，何湘玲站在隊伍的最前面，膝半曲，手臂上揚，擺出套馬的姿勢。身後的4排大媽跟著何湘玲做出同樣的姿勢。為了深入觀察，90後曹露也加入團隊，跟著一起扭動。

　　10多年前，何湘玲所在的長沙某國營單位改制，50歲的她被買斷工齡提前退休。兒子在外地工作，丈夫沈醉於牌局，除了局散回來吃飯，家裡很少出現他的身影。做飯、洗衣、拖地，何湘玲不緊不慢地完成一項又一項，因為除了這些，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有時候她會忍不住自言自語：『當時多熱鬧，一群姐妹吃食堂。』

　　場地上的大媽越聚越多，黃勇軍那『看不成晚霞』的住宅小區也被幫子女看孩子的老人佔據了。這些帶孩子的姥姥奶奶們多來自邵陽、株洲、湘潭等周邊市縣，她們離開丈夫，拋下家鄉熟悉的生活，來到長沙，艱難地面對著陌生的高樓格子居、滿大街的車輛和長沙話。在家到市場的生活半徑裡，她們以孫子孫女為中心，重復著一天又一天。

　　在調研組成員的報告中，城鎮退休職工和從農村來城裡帶孫子孫女的老人們，成為城市廣場舞的主體。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讓她們成為『最孤單』的母親，而離開單位退出集體活動的舞臺、跟隨子女遷往城市，也讓曾經熟悉熱鬧的場景不再，只餘孤單無助。

　　城市裡的女人們在廣場上扭動著，鄉村的打谷場、街道空地上，一批或高或矮略顯臃腫的女人也在暮色中舞動。

　　在江西西北部一個叫溪畔村的小村莊，調研組成員餘珊珊生活了近20年，直到離家去長沙讀大學。

　　這幾年，每當夕陽投下最後一絲光亮，村裡原本寂寥的打谷場上就會熱鬧起來。餘珊珊的媽媽、大媽、舅媽、姨媽，隨著帶雜音的音樂起勁地扭著。站在邊上的餘珊珊，沒覺得擾民，反而覺得這樣的熱鬧有點安慰人心。

　　曹露和餘珊珊觀察到的這些故事，總讓黃勇軍想起自己的母親，60多歲的母親如今在長沙幫他帶孩子，不忙時也會去廣場上跳跳。母親曾是縣城當年僅有的兩個高中女畢業生之一，原本光明的路因為文革時黑五類的身份而終結。在母親那個時代，『革命』『奉獻』『階級敵人』這樣的詞匯，隨廣播整日在村子裡回響。等黃勇軍記事的時候，母親盤了一個小賣部，成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個體戶。彼時，『貢獻』這樣的詞匯已經落寞，在小賣部門前的公路上，人人談的是『掙多少錢』，黑白電視機裡是『市場』『競爭』……國家在飛快地趕路，時代變遷中，她們曾經熟悉熱鬧的場景不再。

　　對這些被改變的場景，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女性境遇的青年教授米莉，做了這樣的描述：曾經聚在一起互相幫助的鄉裡鄉親，在崇拜財富的市場中成了競爭者；曾經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居，搬進了對面鐵窗緊鎖的防盜門；曾經熱鬧的大家庭，隨著兒女工作的搬遷而變得安靜異常，令人心慌……

　　孤單無助、無所適從的她們，在遇到熱鬧的廣場舞後，便一頭紮了進去。

　　清晨或傍晚，她們在一起舞蹈，在音樂結束後閑聊，生活變得熟悉起來，無所適從得以消解，在這裡她們找到了自己的集體

　　調研的學生一開始與廣場舞大媽交流時，對方會把跳舞的意義描述得極為簡單：為了健康和開心。

　　『等你進入她的生活，看到她跳舞時那種精氣神，就會發現不是她們說的那麼簡單。』曹露以舞友的身份參與大媽們的『閑聊』，聽到了更多真心話。

　　何湘玲因舞跳得好，被推為領舞者，這讓她找回了年輕時那種被重視的感覺。她教起舞來極為認真，一套新動作，自己先練習二三十遍，廚房做飯、客廳拖地時，她都會不由自主地比畫。學舞教舞、收取會費、管理賬目、運送音響，毫無疑問，她在隊伍裡不僅是『骨乾』，更將自己視為領頭人。

　　讓曹露驚訝的是，看起來溫和的何湘玲還發動了『保電運動』。因暑期學生少，學校切斷了江邊食堂的電源，廣場舞活動被迫停止。何湘玲動員舞蹈隊裡的師大職工與學校領導層交涉，要求恢復供電。『保電運動』最後雖然沒成功，何湘玲的領頭人事跡卻成為舞蹈隊的『光輝歷史』。通過這次運動，這些早已離開集體活動舞臺的老人，也再次進入校方視野。

　　領頭的大媽們被集體需要著，在江西西北的那個小山村，餘珊珊發現跳舞的大媽們好像也找到了集體。如今村子裡有什麼喜慶的事，她們常常被請去跳一段。甚至村裡組織村容建設，參與的也總是跳廣場舞的這一群人。她們成群結隊，扛著鐵鍬，提著掃帚，笑著鬧著，從村東打掃到村西。

　　對於多年前就淡出集體活動舞臺的她們，在廣場上一起舞動，不僅讓她們找到了集體，政府日漸關注的舉動，更讓她們感受到了個人與國家的連接。

　　幾乎所有湖南省洞口縣的人，包括從小在這裡生活的調研組成員楊卓為，都知道縣上『夢之戀』舞蹈隊出名了：她們陸續參加了邵陽市、湖南省的比賽，不僅拿了名次，甚至還得到來自文化部的邀請，去北京演出。

　　在楊卓為的觀察中，『夢之戀』的成員中有一大部分是附近煤礦的離退休職工。她們通常選擇在煤礦原來的籃球場上跳舞。20多年前，這裡曾有單位組織的籃球比賽，年輕的壯小伙們每投個籃，都會引來圍觀人群的一片呼喊。如今，周邊廠子有的改制，有的倒了，煤礦也沒落了，沒人再組織打比賽。昔日的籃球場雜草叢生，門欄白漆脫落，露出鐵鏽。房地產的熱潮在這個小縣城興起，更多的人搬進了高樓上，沒人可以說話，曾經吵鬧的煤礦大院徹底安靜下來。

　　然而，當音樂響起時，在眾人和評委、領導關注的眼神中，這些陰沈的懮愁似乎又不見了。她們繃起腳尖，舒展地抬起腿，踢出一個個漂亮的後旋，臉上的激情不亞於年輕時給投籃小伙子吶喊。

　　『她們去北京表演的機會，甚至讓縣裡的另一支舞蹈隊「官太太」隊艷羡。』煤礦子弟楊卓為細心地觀察到，『官太太隊』的成員，多為縣裡公務員的妻子。

　　為通過『官太太』獲得縣裡的某些資源支持，比如給予進京的補助，『夢之戀』的骨乾同意讓幾位『官太太』加入隊伍，不過跳了兩次，身體碰撞的情況時常發生。『官太太』自覺不受待見而撤兵，隊伍裡的女人們也毫不示弱，還有人喊著『跟我們無糧仔跳啥嘛』。

　　『為什麼跟「官太太」跳不到一塊？』米莉反問道，『兩支隊伍之間存在隱形柵欄，這種社會分層機制，把有相同經濟、文化資本的人聚在一起，並排斥其他不屬於該階層的人進入。換句話說，她們給自己定位了，與官太太不是一路人。』

　　集體的意義對她們來說如此重要，與『國家』的連接更讓被漠視的她們再次感知到個人的價值，以至於這種歸屬感不能讓『不是一路人』的人打破。

　　在調研學生觀察的這些故事中，廣場舞再次給了她們穩定、安全、受關注，也讓已近遲暮的她們再次感受到曾經有過的激情、夢想與追求。清晨或傍晚，她們在一起舞蹈，在音樂結束後閑聊，生活變得熟悉起來，無所適從得以消解，在這裡她們找到了自己的集體。

　　廣場舞引起廣泛關注，與『大媽』的迅速標簽化不無關系，她們被指責『落後』『奇葩』時，很少有人注意到『文明』是由誰定義的

　　其實，在黃勇軍和米莉還在北京讀書的2000年，學校附近的廣場上到處是跳舞的大媽。彼時，低成本的廣場舞剛剛開始成為中國媽媽們的鍛煉方式。

　　2008年北京奧運會，公民健康議題的重要性被高調提出，廣場舞大媽充滿活力的健身行為，正好契合國家的發展戰略，越來越多的大媽們在廣場上、公園裡、小區旁扭動起舞。

　　饒有意味的是，早已興起的廣場舞，卻一直到2013年纔得到『火熱』般的關注。其間，廣場舞大媽迅速從『全民健身』的時代標杆變成制造噪音的『全民公敵』，甚至成為被潑糞、扔水彈、鳴槍、放狗的對象。

　　『廣場舞引起廣泛關注，與「大媽」的迅速標簽化不無關系。』一直強調避免貼標簽，關注個體生活的黃勇軍告訴記者。

　　2013年4月，國際金價暴跌，媒體把參與搶購黃金的中國女性群體形容為抗衡金融大鱷的強大力量，並覺得這個群體的行事風格、思維邏輯不可理解，『中國大媽』一詞隨之誕生，並且不斷出現在廣場舞的相關話題中。

　　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社會到底在反感什麼？她們為什麼被如此對待？

　　在黃、米的指導下，調研學生劉金對網上關於廣場舞的話語作了文本分析。他發現，廣場舞因為審美上的『農業重金屬』和動作的整齊劃一被年輕人嘲諷，更因為『空間佔用』『噪音污染』被討伐。

　　對此，米莉給了一個有趣的視角：用『隨身聽』可以很容易地劃分人群。當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著耳機，沈醉在他們藏於耳朵裡的世界。而中老年人，即使不是在跳廣場舞，他們也不戴耳機，而是把可擴音的電子設備拿於手上或置於車筐，老歌、戲曲的聲響跟隨著他們在空氣中散播。

　　『原本是兩代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今成了「文明」和「落後」的對抗。』米莉解釋，在現代城市中，公共空間的安靜有序已成為主流觀念。在這種觀念中，伴著激情舞曲在廣場扭動起舞的大媽們無疑是聒噪的，牢牢掌握話語權的都市主流，毫無懸念地碾碎了大媽們微弱的聲音。

　　這在劉金的文本分析中得到印證，在不少評論中，因為噪音問題而被潑糞的廣場舞大媽，不僅沒有得到同情，反倒被認為『罪有應得』。

　　然而，當曹露、餘珊珊、楊卓為這些90後調研學生，在與身邊那些喜歡自拍、發朋友圈，習慣戴著耳機的年輕人一個個閑聊時，卻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他們毫不掩飾對廣場舞的厭棄，覺得低俗可笑，卻願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廣場上消耗多餘的精力，『動動身體好』『省得一個人悶』『不會老來煩我了』。

　　『除文明的定義外，還有城市設計人性化的問題。』米莉舉出例子，『我們很少注意的是，女人有百貨大樓有美容院，中產階層有茶樓有各類健身館，年輕人有KTV有咖啡廳。可中老年人呢？除了公園、小區的空地，還有哪屬於他們？』

　　不能忽視的是在當代中國城市，特大型超市以及私人房地產的擴張正在擠壓公共空間。『我們這個幾百畝的小區，就一小塊空地，怎麼可能不衝突？』黃勇軍以他住的小區舉例，『開發商為了最大密度地使用土地，沒留多少公共空間。』

　　不過，當用城市和農村對廣場舞進行區別時，有趣的現象發生了：城市廣場舞因為『空間佔用』『噪音污染』被討伐，而農村廣場舞反倒日漸被視為鄉土文明重構的手段。

　　『這很容易解釋，農村空地多，哪兒都能找一塊。再說，年輕人都往城市跑，農村的安靜與否跟他們無關。』生於陝西農村的米莉說。

　　廣場舞群體中不僅有大媽，還有大爺，還有銀行管理人、政府公務員、老師……

　　黃勇軍開始這項田野調查時，這場參與者多達1億的廣場舞運動，在學術上仍是一個研究盲點，黃勇軍的調研也被『正襟危坐』的學術界視為『不務正業』，不曾立項，當然也沒有經費。

　　『這個研究，只是個破冰而已。』黃勇軍告訴記者，他更希望看到在熱衷報道廣場舞新聞、熱衷吐槽『大媽』之外，有更多的人願意把廣場舞舞者看作具體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文化學者黃紀蘇與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王芊霓同樣把目光投向了這個特殊的群體。與黃勇軍不同是，除了大媽們，這兩人也在關注那些不斷出現在廣場上的大爺，還有銀行管理人、政府公務員、老師……

　　有著3年舞齡的黃紀蘇在北京王府井的廣場上，以廣場舞參與者和文化學者的雙重身份，觀察感知這些在身邊扭動起舞的舞友。在他的描述中，那些發生在廣場、公園和馬路邊上的舞蹈，是繼交誼舞後，身體與舞蹈關系史上的一場繼續革命。

　　在他看來，舞蹈回歸民眾身體的說法尤其適用於男性。這兩年，他發現身邊跳舞的男性越來越多了，原因多樣，也總離不開『健康』『認識人』『說說話』等。一直游泳健身的黃紀蘇因為3年前健身房搬遷，在一次遛彎中加入廣場舞隊伍，他發現『游泳時一個人太難熬，而廣場舞有人陪著很有趣』。自從開始跳舞，黃紀蘇對晚上的飯局能推則推，外地出差也盡量不去。

　　『從小到大，淨看別人跳舞了。』他感慨，『唯一一次跳舞還是學校組織的「忠」字舞，感覺跟搬蜂窩煤、摔磚坯子沒太大區別。』然而，即便跳舞已3年，腿腳越來越放得開，如果哪天來跳舞的男性特別少，他『又會感到緊張，盡量待在樹影裡』。

　　北京王府井的廣場上，黃紀蘇隨著音樂，跟一群搞物業的、賣菜的、退休的老師們在跺腳抖腿地跳著。在河南某市，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生王芊霓也在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今年年初她的畢業論文發表，被認為是關於廣場舞難得的理性研究。

　　在接受多家媒體的采訪時，她都強調參加廣場舞的人是多樣的。『與其說是集體主義的回潮，不如說他們在追求美、健康和社交。』她對記者說。

　　黃勇軍並不在跳舞的是大媽還是大爺，是低收入還是高收入上糾結。在他眼中，大爺、公務員、教授也跳廣場舞，這有舞蹈回歸身體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源於這代人的獨特成長經歷：這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識結構無從談起，審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陳，『就像一個暴發戶，從沒有喝咖啡的習慣，他再有錢買最好的咖啡，也只是隨大流喝而已』。

　　『社會轉型帶來了衝擊與陣痛，他們是在巨大失落中自救，廣場舞是他們無可奈何下的剛需。』在黃勇軍眼中，他們從集體主義時代而來，或多或少被烙上那個時代的印記，在廣場舞的『類集體』中尋找歸屬感。

　　與黃勇軍的傷感相比，還在跳廣場舞的黃紀蘇則顯得樂觀，他不贊同用集體主義烙印來解釋廣場舞，更傾向於將『每天1小時像禮花一躍而起地跳舞』，看成是民眾在『自發地重建社會、重建意義』。

　　『經濟跑得四蹄生風，社會疼得滿地打滾，這是當下的社會。』他說，近30年來，市場經濟快速膨脹為市場社會，財富價值觀對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進行了瘋狂掃蕩，垣殘壁頹，屍骨枕藉。

　　就是在這種境況下，廣場、空地，公園、街邊上的廣場舞出現了，『民眾在不斷開拓的社會空間裡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際與人心。』他還記得有個大姐跟他說：『咱掙得少，可活得好。』

　　3年前，曾在課堂上爭得面紅耳赤的學生，如今談到廣場上大媽大爺的起舞扭動，再沒有當日的激憤。『是一個值得尊重，同情和理解的群體。』90後男孩楊卓為在調研報告中寫道。

　　不管是傷感還是樂觀，在這些深入的觀察裡，那些大嗓門兒、有些發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仍是那一生拘謹、局促、柔弱的她們。她們在廣場上起舞，不再面目模糊，影影綽綽。外面社會有的競爭、溫情、愉悅、痛苦，在廣場舞這個世界肝膽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