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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實現比較充分的社會就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目標，是全面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根本保證；擴大就業是化解勞動者流動日益頻繁帶來的壓力，保證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穩定的基礎。200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即明確提出“要把促進就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碰頭”使就業形勢日趨嚴峻
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爲3.1%、3.6%、4.0%和4.3%，呈明顯的上升狀態；同時政府對下一年失業率的調控目標，也一再相應放寬，即分別爲3.6%、4.0%、4.5%和4.7%。許多權威專家認爲，這些指標雖然明顯低於發達國家的同期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統計口徑等問題，我國目前的失業率要遠遠高於上述指標，即可能達到10%左右的較高水平。
就業形勢決定於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從供給方面來看，就業主要面臨這樣三個方面的壓力：一是新增勞動力數量，二是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領域和城鎮轉移，三是城鎮的下崗和裁員。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陳明星形象地稱之爲“三碰頭”。
從新增勞動力來看，目前我國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最爲迅速的時期，最新的人口預測表明，2003年是近幾年新增勞動力最多的一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淨增1300多萬，而且，勞動年齡人口的增加趨勢還將持續8-10左右的時間。從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來看，隨着農民收入的增加越來越依賴於非農就業的工資性收入，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步伐還將進一步加快，2003年進城務工的農民超過一個億，預計今後幾年農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人數還將進一步增加。與前幾年稍微不同的是，城鎮下崗的人數有所減緩，2003年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爲260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50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就業壓力得到緩解。但綜合來看，上述三個方面的就業壓力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壓力持續增加。從需求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較弱。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只有0.10%，2003年的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進一步減少。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研究員綜合勞動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得出結論：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儘管如此，2003年的就業工作仍然取得了較大成績。2003年是把就業再就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的第一年，在上半年面臨“非典”嚴重衝擊的情況下，全年仍然累計新增就業崗位850萬個，全面完成2003年新增就業崗位800萬的目標任務。2003年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爲8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爲4.3%，比上年底增加0.3個百分點，實現了全年控制在4.5%以內的目標。
癥結在於“新三碰頭”
目前我國勞動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根源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深層次矛盾的“三碰頭”——勞動力整體文化素質較差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矛盾、傳統就業觀念落後與新興勞動力市場現實的矛盾、宏觀管理改革滯後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矛盾。是之謂陳明星提出的“新三碰頭”論。
陳明星闡述道：
從第一個矛盾看，到2002年底，我國第二、三產業佔GDP的比重爲84.6%，而同期城鎮化率僅爲39.1%，兩者差距45.5個百分點。目前我國13億人口，有8億住在農村，收入水平很低、生活條件很差、教育程度低下，因此無法滿足城鎮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就業要求。這種狀況對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的影響是核心性的——大量粗級勞動力缺乏就業崗位、同時也有許多需要高素質人才的就業崗位空缺或退而求其次等。
從第二個矛盾看，這集中體現在城鎮勞動力——包括存量勞動力和增量勞動力、或者說包括國有企事業單位下崗分流人員和大學畢業生等的就業問題上。造成這個矛盾的宏觀背景是：一方面，我國的大學教育已經逐漸普及，即大學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逐漸走向了大衆化教育；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或產業結構的升級，已經對越來越多的崗位提出了越來越高的文化或技術要求。
從第三個矛盾看，這重點是指舊的宏觀管理體制之於勞動就業的消極或制約性影響。
對陳明星所謂的第三個矛盾，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有一個定量研究成果。周天勇認爲，目前擴大就業的體制障礙包括：1、登記制度。幾乎一切自然人性質的工作都必須得登記註冊，一些就業和創業活動因註冊障礙而無法進行。估計中國城鎮在這方面損失的就業機會在1000萬個左右。2、稅費負擔太重。中國的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所負擔的稅費在世界各國中可以說是最沉重的。由此損失的就業機會估計在1000萬個左右。3、審批煩瑣。企業註冊登記的前置審批項目有幾十項，手續繁雜。由此損失的就業機會在1000-2000萬個左右。4、城市建設和融資政策阻礙擴大就業。由於實施與中國國情不相符合的城市建設和商業發展政策，全國損失的就業機會可能達到500萬個左右。由此簡單彙總，其數量已基本相當於我國顯性下崗、待業和失業人數的總和。
“因此，兩個‘三碰頭’——反映勞動力供給增加的舊‘三碰頭’與反映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新‘三碰頭’的結合，就決定了我國的勞動就業不得不經受較長時期的痛苦和磨練。舊‘三碰頭’是表象，新‘三碰頭’是內因。”陳明星如此總結說。
擴大就業，路在何方？
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幾位長期關注、研究就業問題的經濟學家分別給出了基本大同小異的藥方。
張車偉認爲，目前最迫切的，一是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調查和統計體系；二是在擴大就業的同時高度重視就業的質量和勞動關係問題；三是高度關注農民失業的問題。
張車偉強調，隨着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的失業問題因而變得日趨嚴重。據估計，因開發區、道路和其他各種工程的建設，自1990年代以來有至少2000萬農民的土地被徵用。這一數字幾乎和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數量相當。當然，土地被徵用後，農民會得到一定的經濟補償，但是這些補償一般來說都被壓到一個相當低的水平。況且，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很少能夠成爲企業家，指望他們自己利用得到的經濟補償來爲其後半輩子提供生活保障是不現實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經濟補償只能維持其一時之需。一旦這些補償被坐吃山空，而他們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則這些農民就成了真正意義的失業者。城鎮居民失業後可以得到失業保險和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幫助，而農民則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建立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同時，農村則根本沒有建立起任何社會保障制度。這使得農民在失業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會支持和幫助。
張車偉認爲，要有效地擴大就業並更加積極地應對失業，除了要重點解決上述突出問題外，還應在如下幾個方面加大政策的着力點：
——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勞動力市場的第一重分割是城鄉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這一分割通過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於特定的市場之外。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才能整合出一個能更加有效地配置勞動力資源統一的市場。
——建立以勞動力市場需求爲導向的教育和培訓體制。目前大學生就業難並不完全是總量過剩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正規的教育體制也應該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不同類型的高校應有不同的定位，不能把全國所有相同專業的學生，都定位在同樣的需求層次上。
——加大積極就業政策的力度，不斷提高失業者的就業能力。
——實現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整合，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擴大就業的最根本途徑當然還是依賴於經濟增長。要使經濟增長中就業的含量不斷增加，就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非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鼓勵創造各種各樣的就業形式。
國家勞動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莫榮則就2004年的就業工作提出了五項具體建議：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發展經濟，調整經濟結構，充分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實行新時期的就業方針，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完善創業和就業環境，積極促進就業；加強統計調研，不斷研究解決就業的政策。
尤爲可貴的是，北京開達諮詢中心理事長何偉教授強烈呼籲，在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環境的同時，應對於那些在第三產業服務的農民工給予特別關注。何偉說，這些對城市只作貢獻，不要任何索取的農民工，應享受到城市的公民待遇，應改善他們的處境。上海已經開始爲農民工蓋集體宿舍，各大中城市應當效仿。城市給這些服務於農民工蓋宿舍，可用優惠價格劃撥土地，低造價、廉價出租，其虧損由城市財政給予補貼。
何偉歷數了給農民工蓋集體宿舍的如下好處：
第一，這些服務於三產的農民工，有了集體宿舍，就像有了鳥窩，白天四處分散覓食，晚上回巢集中，有利於組織他們自治自律，便於管理，不需要半夜突擊查暫住證。
第二，這些農民工也應得到城市低收入者享受的廉租房待遇，免去其用微薄收入支付高價房租，受私人房東盤剝之苦。
第三，分散工作的農民工集中居住，可以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提高衛生水平，增強防疫能力。
第四，集中居住有利於他們的職業培訓、子女教育、計劃生育、社會保障和其他服務。農民工有了固定住處，還有利於戶籍制度改革。
第五，建立集中宿舍，使這些農民工安心進城務工，有利於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三產的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
中國就業難題多多，但決策層和學界依然充滿信心。正如陳明星所言：“在客觀看待我國目前勞動就業困境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其逐步轉型、發展以及必然顯現的美好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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