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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從何時起，當一位官員說自己是什麼學歷時，總會引來周圍衆多懷疑的目光。而當中央各部委也開始對自己的幹部投以這樣的目光時，一場關於文憑的審查風暴也就順理成章了。
清查出來的結果尚在人們接受的範圍之內，但是熟悉箇中緣由的人士對此卻給予了四字評價：肯定不止。當一個社會出現這樣巨大的信任危機時，文憑腐敗已經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因此它的解決可能只有通過下猛藥才能奏效。
他們爲什麼造假？
今年3月，四川小縣嶽池推出了“幹部文憑公示制”，具體做法是，幹部更改學歷時，先按程序送所在單位、鄉鎮黨委或主管部門黨委(黨組)層層把關，再送組織人事部門辦理學歷變更手續。組織人事部門在對相關證件、檔案材料、單位證明等進行初核後，對幹部原學歷和需要變更學歷的就讀院校、專業及學習年限、學習方式等內容以張貼公告的方式在幹部所在單位進行爲期10天的公示，並設立專門舉報電話，安排專人負責受理和調查覈實羣衆反映的問題。
一位社會學家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調侃到，“這就是法律中的有罪推定嘛。以前只要看到一個幹部，老百姓就先懷疑這個人學歷是假的。現在政府也主動懷疑自己的幹部文憑都是假的，文憑問題上，已經毫無誠信可言。”
學校：根子在幹部
“治理文憑腐敗很簡單，只要把住學校這個口就行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對《國際先驅導報》說。他認爲，學校無視自己的學術聲譽和學術道德、隨意進行利益交換，是文憑腐敗產生的客觀原因。
但一位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對此頗感委屈。他認爲這是“現象在高校，根子在幹部”，“對待幹部要文憑、混文憑的事情，學校一味地擋也是很難辦的，因爲學校開門辦學，需要主管部門等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別是掌管科研經費、項目、計劃指標的部門，都是咱們的衣食父母，學校是哪尊‘佛’也得罪不起，否則就有可能‘穿小鞋’。拿文憑換利益，學校也是不得已而爲之，你不做，別人做，到頭來不光項目沒了，還被笑話爲‘思想不夠解放’。”
一個實例是，一位曾經給學校批過項目的部門領導曾經直接問他，花20萬元能否幫忙搞到一個真的博士文憑。遭到拒絕後，這位領導把電話打到校長那裏，指責研究生院“思想太保守”。
大學對於“幹部學生”往往實行“寬進寬出制”——只要幹部能想辦法入學，一般就能順利拿到畢業證書。大學裏流傳着這些特殊學生“課也不來上，考試讓人代，論文靠掛名，答辯打招呼”的怪現象。一位大學教師告訴記者，比“文憑腐敗”更離譜的是，現在的官員已經不再滿足於碩士、博士，而是掀起一股“教授熱”。“你上我們系裏查查，足足列出了二十幾個‘兼職教授’、‘名譽教授’，都是行業主管領導。儘管他們一年也不會來一次學校，但學校卻要依靠他們的活動能量。”
幹部：文憑是“門票”
面對這種局面，黨建專家鍾巖回憶道，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識到幹部老年化問題的嚴重性，提出幹部“年輕化”。當時，按“年輕化”標準選拔的幹部大都有兩個特點：一是年輕，二是有文憑，正如人們一度所說的“年齡是個寶，文憑少不了”。這給我國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即組織部門在選拔任用幹部時，簡單化地套用“年齡格”和“文憑格”這兩項指標。
鍾巖的說法得到了一位基層幹部經驗的驗證。“我生於建國後，在學知識的關鍵時候，文革爆發了，我們這一代人失去了最寶貴的時光。參加工作以後，在鄉鎮摸爬滾打了20多年，我從一般幹部一直幹到鎮黨委書記，最後到縣裏任局長。40多歲任局長，當然希望能繼續‘往上走’，可這時，一紙文憑卻成了我升遷路上最大的‘攔路虎’。”
“因爲國家有規定，縣處級幹部必須是本科以上文憑，而我僅僅是高中畢業。於是，我報名參加了省委黨校在我縣設立的函授班。3年以後，也就是2001年，我順利拿到了本科文憑，也成功地從4位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如願提升爲副縣級幹部，與我同期畢業的有100多人被提拔爲副科級幹部。”
“說我的文憑是‘混’出來的，這一點都不爲過。我拿到了本科文憑，卻發現自己還是同樣的知識水平，改變的僅僅是我的職位和履歷表上學歷一欄中的‘本科’二字。然而，幹部們對此心照不宣，沒人會檢舉你，也無法查處，因爲得到的文憑是國家承認的，誰會管你是怎樣拿到的，有沒有真正學到東西。所以文憑僅僅是一個形式，是你能否提升的‘門票’。”
對自己的文憑有清醒認識的幹部畢竟不多，據記者調查瞭解，目前的幹部假文憑已經集中在碩士和博士，只能拿本科文憑的培訓班對於他們已經沒有吸引力了。在各種各樣的函授班、研究生班學習的人中，任職於黨委和政府的幹部遠遠多於在人大和政協任職的幹部。一位熟知內情的黨校老師說，幹部提高學歷主要是爲了升職，而人大、政協的幹部再提升的可能性很小，積極性自然不高。
一定要唯高學歷是舉？
相比國外，中國官員的任職條件顯然算高的。
在美國國務院招聘外交官的要求中，學歷一欄是“高中畢業”，即只要接受過美國的義務教育就可以了。與此相比，中國對幹部的強制性學歷要求已經相當高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調查，現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把學位等同於能力的現象並不鮮見，有地方甚至列出了“學位——官級換算表”：學士相當於科員，碩士相當於科長，博士相當於處級，博士後相當於廳級。有的地方大量選拔博士進入領導層，形成博士兵團，被媒體報道爲親近知識、擁抱科學。某市在編的博士就有82人，他們均擔任副縣(處)級及以上領導職務。某省副處級以上公務員中，已經有十分之一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
顧海兵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採訪時把這稱爲“學歷歧視”，鄭也夫也認爲，從理論上來說，高學歷者並不一定適合從政。因爲他們畢竟書生氣重、工作經驗不足。但在官員任用、提拔過程中片面追求高學歷的現象卻讓幹部必須給自己搞一個文憑，而對於他們來講，再花幾年時間進一次學校的機會成本無疑太高了。如果不考慮道德因素，最理性的選擇肯定是通過一些不正常的渠道獲得一個正常的文憑。顧海兵評價，“這就叫逼良爲娼”。
專家們認爲，中國數千年的科舉制度造成了“只有讀書人才能做官”的傳統理念。有專家表示，現在清理假文憑和“文憑公示”其實質都是“唯文憑論”。“如果文憑在幹部升遷中能發揮那麼大的作用，那產生‘尋文憑’的現象終究是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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